中共十三大后，赵紫阳主持的中共中央曾经专门研究过民主党派在人大中开展党派活动的问题。1988年过年后，正在筹备召开七届全国人大、政协第一次会议。中央书记处会议研究了在全国人大当中如何设置党组的问题。赵紫阳的意见是，在人大代表和人大常委中，保留中共党员组成的党组，党组书记是万里；其他各民主党派也应该允许分别成立自己的党组。书记处同意了这个意见。对此，赵紫阳后来回忆说：“这件事不知怎么传到邓那里，他那里传话给我的秘书李勇说，邓讲发挥民主党派的参政作用，只是讲讲而已，怎么能当真？绝不能在人大中间搞党派政治，邓是反对的。”这样，书记处的决定被否决，在七届人大代表和常委中，仍然只有共产党可以设立党组，而其他党派不能设立党组。这种情况一直延续至今。本文摘自2015年第7期《炎黄春秋》，作者吴伟曾任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研究人员，原题为《邓小平推动多党合作方案》。

1987年10月21日，邓小平与赵紫阳在中共十三大主席台(图源：AFP/VCG)

如何改革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政治体制改革中一项重要课题。1989年年初，根据邓小平“多党合作要拿出方案”的指示，当时的中央组织专门的研讨小组，进行了长达一年的研讨和方案制定工作。笔者根据所掌握的资料，对这一过程记述如下。

“多党合作”是80年代政治改革中最为敏感的一个问题

现行的中国政党制度，叫作“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项制度发源于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抗日和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为目标而结成的由中共领导的“统一战线”。随着中共建政和执政地位的确立，这个“统一战线”逐渐演变成为“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

在1949年和1950年建政初期（政务院时期），中共实行的是新民主主义的建国方针，在处理与各民主党派的关系上，延续了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的《共同纲领》中“多党合作”的政治主张，组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联合政府。中央政府首长和政务院各部门的行政首长，除由中共党员担任外，各党派民主人士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也占据了近半的比重。但是，为了保证中共对政府的“绝对领导”，中央政府成立后一个月，1949年11月9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关于在中央人民政府内组织中国共产党党委会的决定》和《关于在中央人民政府内建立中国共产党党组的决定》。此后，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机关迅速而普遍地建立了党组或党委，对政府各部门实行“党的统一领导”，党的领导得到迅速“加强”。而在各级政府中担任职务的“民主人士”的职权则开始被逐渐削弱。

1954年9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共同纲领》的基本法地位被取代。副总理以上职务全部由中共党员包揽，各部级机构行政首长中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也所剩无几；原来在政务院中担任领导职务的多数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被安排到全国人大和政协。

1956年，毛泽东提出了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他在阐述这一方针时说：“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论十大关系》，《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34页）他还说：“所谓互相监督，当然不是单方面的，共产党可以监督民主党派，民主党派也可以监督共产党。为什么要让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这是因为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

但是，毛泽东很快就放弃了这个主张。此后的几年里，中共相继发动了1957年的“反右”运动等若干场政治运动，大量的“民主党派”成员被打成“右派分子”，成了“人民的敌人”，多党合作由此受到严重破坏，“互相监督”开始变成共产党单方面对民主党派的监督。各级行政首长均由清一色的中共党员担任。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多党”名存，“合作”实亡。

直至1976年粉碎“四人帮”和后来中共进行了“拨乱反正”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才得以恢复。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根据总书记胡耀邦的意见，把“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并提，作为中共与民主党派合作的基本方针，但多党合作在此时并没有形成完整的规范。

1986年，邓小平根据当时形势发展的客观要求，提出在深入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同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意见。10月，邓小平指定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设立和主持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方案的研讨和制定工作。在此后的研讨工作中，大量涉及了多党合作制度的改革问题。

1986年12月17日下午，中央统战部部长阎明复带领统战部的研究室主任、研究所所长、党派局局长，与中央政改办的有关人员开了一个以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为内容的“沟通会”，笔者参加了这次会议。

会上，阎明复首先提出一个重要问题。他说，从一国两制的前景看，香港回归后，将有代表参加人大；如果台湾也统一了，国民党也要参加政权机构。这样，在我们的政权中，除了共产党和八个民主党派以外，将会出现一个名副其实的反对党。将来人大、政协的政治环境会发生一个重大变化，这就是有反对党出现。1946年的国民参政会，我党是少数，一部分友党支持我们。将来，我党是多数，八个民主党派还会不会支持我们，是否会被国民党争取？这个问题十分重要。所以，从现在起就要考虑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包括其自身建设都需要研究。

阎明复说，现在民主党派没有党纲。在人大中民主党派所占的比例、要不要成立党团都要研究。现在党派是代表地方、个人参加会议，将来要代表本党派。我们现在是党禁，只承认八个党派，反对组新党，对这个问题也要研究。应该考虑制定政党法来进行规范。我国的民主党派是先天不足，没有党纲，更像政治团体。后天又失调，由我们党包办代替。耀邦同志曾经提出，一定要想办法解决民主党派的经济独立问题。目前我们正在搞这方面的试点。

阎明复讲的另外一个问题是政治体制改革中怎么进一步搞好党派工作。他说，从我们的角度看，统战工作主要就是八个民主党派的问题。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在我党能承受的范围内，加强民主党派的参政、议政、监督三方面的工作。参政的形式，是通过各级人大、各级政府。我们现在省一级还可以，在四五个省市有民主党派的副省长。但是他们不是作为党派代表参政的，而是作为非党人大代表参政的。从议政角度说，现在通过人大、政协进行，情况还可以。监督方面，国务院最近成立监察部，我们准备建议安排一两名民主党派人员担任副部长，以提高民主形象，也有利于行政监督机制的完善。我们现在的监督是自我监督，如果能充分利用起现在的体系，如政协的各个工作委员会，人大的各个委员会，监察部等形式，就可以很好地发挥民主党派的作用。

中央政改研究室主任鲍彤在后来听取中央政改办与会人员的汇报时表示，政治体制改革要研究允许不允许民主党派有自己的党纲。民主党派在人大和常委会中是否可以设立党团，也要进行研究，拿出个意见。统战部可否考虑，就哪几个必须进行改革的问题自行向中央提出报告。从他们那个角度提出，可能会更顺一些。

12月24日下午，中央统战部和中央政改办联合召开了一次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座谈会。邀请了民盟中央副主席钱伟长、民盟中央执行局副主任罗涵先、民盟中央常委千家驹、民革中央副主席贾亦斌、民建中央委员吴大琨、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副主任章师明、九三学社中央执行委员赵伟之、九三学社中央候补执行委员金开诚、无党派人士程思远等到会，听他们谈了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想法，和对多党合作问题的改革思路。在发言中，几乎每个民主党派人士都涉及了一个要求，这就是，民主党派要成为真正的政党，要有自己的党纲，有自己的言论机构（指媒体）。

此后，中央政改办专门设立了“社会主义民主专题研讨小组”，多党合作成为其中的一项重要研究内容，该小组还就此提出了一个专题研讨报告。198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三大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赵紫阳在报告中专门提出了要“完善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协商制度，进一步发挥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的问题。

十三大后，为了改革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主要做了以下工作：一是根据赵紫阳的提议，将“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中的“下”字拿掉，改为“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以表达共产党与其他参政各党派“平等合作”之意。赵紫阳认为，去掉了一“下”字，表面看差别不太大，但“领导是个政治问题，领导下就是一个组织问题”（《改革历程》第278页）。二是针对各民主党派作为政党，但普遍没有政纲的情况，提出支持各民主党派在社会主义总目标下和宪法的范围内，制定各自独立的政治纲领。三是加强在政府中的多党合作，吸收了若干民主党派成员到中央和省级政府部门担任领导职务。四是健全和完善执政党向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进行通报协商的制度。协商的主要内容包括对中共中央做出的重大决策事先征求各党派意见，重大事件的通报，准备提交政协协商的问题，等。

对于中国政党制度的思考

十三大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和其后实施的过程中，改革和完善多党合作制度方面的工作力度不够，具体措施仍然没有跳出以往处理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关系方式的老路。这是为什么？

在现代国家，政党制度是国家政治制度的基础之一。在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是国家政治制度的基础，而“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是“党的领导”的一种体现。从形式上看，中国除中共以外，还有八个“民主党派”存在，但由于历史的原因，这八个政党却没有自己的政纲和执政目标。从这一角度说，中国离现代国家还有相当的距离。能否形成一个让各种政治力量都能平等地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政党制度，是中国实现向政治民主化、现代化的社会转型中最基本的一个问题。

如何进行多党合作制度的改革，涉及邓小平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最根本的一条：坚持党的领导。按照当时的说法，这次政治体制改革，是由共产党发动和主持的，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而“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则是邓小平为政治体制改革设定的一条红线，是不能碰的。碰了它，不但改革搞不成，而且会被扣上“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帽子。

十三大后，赵紫阳主持的中共中央曾经专门研究过民主党派在人大中开展党派活动的问题。1988年过年后，正在筹备召开七届全国人大、政协第一次会议。中央书记处会议研究了在全国人大当中如何设置党组的问题。赵紫阳的意见是，在人大代表和人大常委中，保留中共党员组成的党组，党组书记是万里；其他各民主党派也应该允许分别成立自己的党组。书记处同意了这个意见。对此，赵紫阳后来回忆说：“这件事不知怎么传到邓那里，他那里传话给我的秘书李勇说，邓讲发挥民主党派的参政作用，只是讲讲而已，怎么能当真？绝不能在人大中间搞党派政治，邓是反对的。”（《改革历程》第279页）这样，书记处的决定被否决，在七届人大代表和常委中，仍然只有共产党可以设立党组，而其他党派不能设立党组。这种情况一直延续至今。

但是，民主党派党组不能搞，并不等于这场改革的主持者赵紫阳对这个问题没有认识，没有过思考。1988年在中央北戴河办公期间的7月16日，赵紫阳找温家宝（中办主任）、鲍彤、张岳琦（中办副主任，赵紫阳秘书）、龚育之（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等人，谈思想政治工作改造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研究问题。当龚育之说到文化多元化，有人讲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时，赵紫阳说，过去反右时把“双百方针”当作策略，百家争鸣，引蛇出洞。问题是只有马克思主义一家，战斗力太差，别的东西一出来，你就要靠行政手段去压了。龚育之问，“双百方针”的基础是什么？过去说是阶级分析，归根到底是两家（指所谓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是不是归根到底还是要从认识论上，归结到有不同的利益集团问题上？对这个问题，赵紫阳表示赞同，并说，民主党派作用可以研究，是否起一点反对党的作用，如果让它亦步亦趋地跟着共产党，那要共产党一个党就行了，要这么多行政团体干什么，是否在某种程度、某种意义上要起点反对党的作用？如果真的搞反对党，那么拆台行不行？是成立反对党还是发挥群众团体的作用？

这段话表明了赵紫阳对中国的政党制度曾经有过的思考。但是在当时条件下，他没有，也不可能进一步提出这个问题，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个“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框架。赵紫阳很清楚，这次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有限的，在政党制度方面，只能是在大框架不变的前提下修修补补。所以，十三大后他一直在考虑，怎么样才能更好地发挥民主党派对执政党即共产党的监督作用。

邓小平提出：多党合作要拿出方案

1988年9月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之后，党内的一些人利用治理整顿之机，开始大开经济改革的倒车；政治体制改革由于复杂的政治原因也进退维谷，停滞不前；党内腐败之风愈演愈烈，以权谋私、权钱交易逐渐盛行；党内高层的政治斗争日趋激烈而又缺乏透明，海外港台各种流言四起，各种小道消息出口转内销，引发国内人心不稳。在此情况下，知识界一些人士认为，经济改革陷入困境的原因是政治改革滞后，要求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因此，社会上的民主化思潮空前活跃起来。民主党派中的许多人也在此时提出了改革多党合作制度，争取更多参政机会的政治要求。

1988年年底，中央统战部的内部刊物《零讯》第136、138、139期，连续刊登了几位民主党派人士对于改革多党合作制度的意见。赵紫阳看到以后，选择其中标题为《北京市部分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对“多党合作”问题的看法和意见》的第136期，批送给了邓小平，请他“便中一阅”。1989年1月2日，邓小平在这份材料上批示：“可组织一个专门小组（成员要有民主党派的），专门拟定民主党派成员参政和履行监督职责的方案，并在一年内完成，明年开始实行。”（《邓小平年谱（下）》第1262页）赵紫阳遂于1月3日即做出批示：“小平同志批示印发常委同志。请明复同志负责总抓，组织一个专门小组（政改办参加）研究提出方案。”赵在这里所说的“政改办”是指十三大后设立，由鲍彤担任主任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

1月7日，鲍彤在中央政改研究室的全体研究人员会议上向大家传达了邓和赵的上述批示，和赵紫阳的有关意见。赵紫阳说，这是今年的一件大事，总要搞出一点成果出来，不能不了了之。这个问题和当前社会思潮有关。今年是五四的七十周年，有人提出推进民主政治问题，多党合作制，是个很好的题目。和廉政一样，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各方面工作，都会有推动。

鲍彤说，阎明复（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统战部部长）同志准备召集各民主党派领导座谈，我们研究室的陈群林、陈小鲁负责，组织研讨专题。社会改革局要全力以赴，这是我们室今年的主要工作之一。

鲍彤也谈了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他说，十三大上提到，要坚持共产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进一步发挥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作用的问题。现在民主党派这方面的要求很强烈，社会上的议论更多，甚至和议会政治、反对党联系到一起。如果我们不认真地研究这个问题，提出共产党的主张和措施，民主党派的合理要求得不到满足，那么不正确的观点，就会扩大市场。对此中央准备研究一下，到底采取什么样的方针，不是改变基本格局，而是使这个格局更加充实，有内容有形式，搞得更好一点。搞好了，对于发展民主政治有好处，也有利于缩小不正确观点的市场。

为了贯彻邓小平和赵紫阳的批示，1月初，阎明复主持召开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和党内“吹风会”，传达了邓小平和赵紫阳批示的精神，并在请示赵紫阳后，决定：第一，成立多党合作研讨小组，由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国务院、中央统战部、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负责人参加，请赵紫阳任组长，阎明复任第一副组长，八个民主党派中央主席任副组长。第二，成立研讨小组办公室负责具体工作和起草文件，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宋堃负责（后改由部长阎明复亲自负责，常务副部长李定参加），党派局副局长孙楠、处长王彦君及工作人员詹清等三人常驻办公室负责日常工作，统战部党派局、研究室其他人配合。办公室成员还有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秘书长陈群林、社会改革局局长陈小鲁，中央政改研究室社会局其他人员也参与工作。全国政协也派出了处长米鹤都等参加办公室的工作。第三，中共党内成立一个工作协调小组，由中组部、中宣部、国务院、中央政改研究室、中办调研室、中央统战部、全国人大党组、全国政协党组等派人参加，通过党内进行协调。除了中共之外，各民主党派内部也都组织了专门的研讨班子，开展了自己的研究工作。

1989年1月15日上午，中央政改研究室全室研究人员开会，研究下一步的工作。陈小鲁介绍了中央统战部组织的多党合作研究情况。他说，中央统战部对这个工作比较积极，提出了许多想法。比如，是否可以设立多个国家副主席，由若干民主党派民主人士担任？今年人大会议以后，可否安排二十到三十个国务院部委的副职？对此，中央组织部回复说，因为年龄等原因，只能考虑安排几个人。全国人大提出，做这样的安排，是否考虑要修宪？

2月16日下午，利用全国廉政制度建设座谈会开会的间隙，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召开了各省市负责政治体制改革部门的负责人会议。在这个会上，鲍彤通报了中央正在进行多党合作研讨的情况。他说，最近党中央和民主党派在研究如何坚持、完善、充实、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问题。中央准备用一年的时间搞方案，和民主党派取得一致意见以后再实施。许多问题需要中央和民主党派商量。要在大方面等中央的精神。中央组织了一个小组，民主党派要求紫阳参加，紫阳也参加了，还担任小组组长。

2月21日下午，在中央政改研究室研究人员全体会议上，陈小鲁再次通报了由中央统战部负责组织的多党合作研讨进展情况。他说，多党合作问题的研讨小组已经成立，叫作“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研讨小组”，下设了一个办公室。研究的题目是多党合作的理论、方式和立法问题。提出的具体措施有很多，比如由民主党派成员担任政府、高检、高法两院的职务问题，人大、政协如何加强党派活动问题，国务院如何加强同党派的联系，党派办报，实体编制、财政等等。这项工作，我们室准备全力以赴。鲍彤在这次会议结束时特别强调，这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我室的社会改革局下步工作的重点就是多党合作问题，石肖岩（综合局原副局长）调过去，加强力量。

据直接参加统战部多党合作研讨的陈小鲁的几次通报，在多党合作的研讨中，各方面提出的主要是这样一些问题：

第一，各民主党派在现阶段应该如何定位，它的社会基础、政治地位和作用是什么，是在野党、参政党还是执政党？

第二，共产党同民主党派的关系应该如何确定？一些民主党派人士要求突破过去的传统框框，重新定位。

第三，民主党派同国家政权各机关的关系，有民主党派提出应该允许民主党派在人大、政协设立党团，开展有组织的活动。民盟已经决定，单独以民盟的名义，在今年人大上提出议案，并准备做大会发言。

第四，在人大、政协中应该开展党派活动。

第五，增加民主党派成员参加政府工作的人数，扩大参与的范围，并且应通过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制度加以保证。

第六，民主党派对执政党、对政府的监督作用怎么体现，通过什么渠道，如何发挥。

第七，多党合作、互相监督要实现法律化。一是要修改宪法，把“长期共存、互相监督”通过宪法的形式固定下来；二是搞结社法、政党法；三是搞一个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多边宣言，通过这种形式，把多党合作的主要内容制度化。据陈小鲁说，阎明复提出搞一个多党合作的“大宪章”，阎认为，要考虑到港澳台将来回归的情况，这个“大宪章”，要让港澳台、大陆的民主党派都能接受。

第八，民主党派应该有自己的宣传阵地，应该允许其自行办报。

第九，民主党派的自身建设问题。特别是要允许民主党派在全社会发展党员，不应该受到仅能在某个领域发展的限制。

第十，增加各民主党派机构的人员编制和经费开支问题。这其中的经费开支问题，极其敏感而又牵涉广泛。中共建政之后，不但由国家财政包揽了中共的全部开支，而且也包揽了各民主党派、社会团体的全部费用，这与政党政治的原则是完全背离的。在政治体制改革研讨中，曾经提到中共党费自理的问题，但根本不可能实施。那么民主党派的增加经费、扩大编制应该如何和中共平衡处理，也是个难题。

从研讨中涉及的上述问题中可以看出，这次研讨也遵循了两年前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确定的原则，不设框框，不打棍子。在当时宽松的政治环境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参加这次研讨的中央统战部和民主党派各方提出的意见，有很多确实打破了过去的框框，如果能得到确立，并形成法律和规范的话，有可能为未来在中国实行现代政党政治奠定一个初步的基础。

当年曾经参加过这个研讨小组办公室工作的中央统战部党派局原处长石光树，后来曾经回忆说，在那场风波之前，研究小组和办公室的工作，“主要是研讨、设计文件框架。召开了各种层次、各个方面的座谈会十多次，各民主党派自己也研讨，然后把问题集中报办公室。办公室一共编辑十几期简报，分报领导小组成员。当时思想非常活跃，讨论十分热烈，研讨的问题也十分开放，涉及到多党合作的重大原则、民主党派的地位和作用，等等。”（《石光树研究文集》第215页）

在“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研讨工作顺利进行的同时，以宋平为部长的中共中央组织部也有了行动，开始为将来改进多党合作后，有更多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进入中央政府和其他国家机构担任负责人做准备。据时任中组部青年干部局处长的崔武年回忆，1989年3月前后，考虑到民主党派人士将来参政的需要，中组部领导要求该部的青年干部局扩大人员编制，增设一个“五处”，专门负责民主党派干部及民族干部、妇女干部的选拔工作。青干局副局长任小斌、处长崔武年等人为此拟定了组建方案，并向部务会做了正式汇报。

经过几个月的研讨和磨合，到1989年4月初，中共和各民主党派在研讨小组内部也已经就一些问题初步达成了一致意见。按照党内程序，下一步的工作，研讨小组内中共方面的党内协调小组应该形成一个报告，向中央常委和政治局汇报，听取中央对于整个多党合作大格局和具体做法的意见，中央统战部代拟的有关文件也在起草之中。当然，既然是政党党际之间的合作研讨，各民主党派参加研讨的人员也需要将研讨的情况向本党领导机构报告。但就在此时，1989年4月中旬，一场突如其来的学潮中止了这一切。

多党合作的第一个规范性文件

那场风波过去，政治形势稍稍稳定下来之后，因为这项多党合作的研讨是按照邓小平批示组织进行的，所以还需要进行下去。此时，原来主持这项工作的中共中央高层已是面目全非。赵紫阳因犯了“支持动乱，分裂党”的错误而被撤职；阎明复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上被免去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但因其在各民主党派中尚有相当大的影响，仍被暂时保留了中央统战部部长的头衔（1990年11月被免职）；鲍彤因“泄露党和国家机密、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逮捕，由他担任主任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被明令撤销。中央统战部和中央其他部门一样，开始在内部进行“清查清理”和党员重新登记，从部长、副部长、各局局长到普通干部几乎人人受到波及。而各民主党派在政治高压下噤若寒蝉，不敢稍有异动。在这种政治气氛下继续进行多党合作的研讨，其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研究重新开始以后，多党合作研讨小组办公室起草的这个文件，被定名为《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并又进行了几次重要的修改，先后由新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主持了两次座谈会，征求各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及无党派人士的“意见”。中共中央的“意见”顺利通过。

1989年12月30日，在邓小平对此问题做出批示一周年之后，这个《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以中发〔1989〕14号文件发出，次年2月8日，《人民日报》全文公布。这个涉及“多党合作”的文件，终于以中共单方面的“意见”形式发布。这是中共建政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第一个带有规范性质的“指导性文件”，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规范化具体化了，也算是填补了一个“空白”。根据这个文件，民主党派被正式确认为“参政党”，至于在1989年上半年多党合作研讨前期曾经提到的“大宪章”、多党合作协议、结社法、政党法等等，则再也没有被提起。

相关标签：赵紫阳    邓小平    

中共十三大后，赵紫阳主持的中共中央曾经专门研究过民主党派在人大中开展党派活动的问题。1988年过年后，正在筹备召开七届全国人大、政协第一次会议。中央书记处会议研究了在全国人大当中如何设置党组的问题。赵紫阳的意见是，在人大代表和人大常委中，保留中共党员组成的党组，党组书记是万里；其他各民主党派也应该允许分别成立自己的党组。书记处同意了这个意见。对此，赵紫阳后来回忆说：“这件事不知怎么传到邓那里，他那里传话给我的秘书李勇说，邓讲发挥民主党派的参政作用，只是讲讲而已，怎么能当真？绝不能在人大中间搞党派政治，邓是反对的。”这样，书记处的决定被否决，在七届人大代表和常委中，仍然只有共产党可以设立党组，而其他党派不能设立党组。这种情况一直延续至今。本文摘自2015年第7期《炎黄春秋》，作者吴伟曾任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研究人员，原题为《邓小平推动多党合作方案》。

1987年10月21日，邓小平与赵紫阳在中共十三大主席台(图源：AFP/VCG)

如何改革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政治体制改革中一项重要课题。1989年年初，根据邓小平“多党合作要拿出方案”的指示，当时的中央组织专门的研讨小组，进行了长达一年的研讨和方案制定工作。笔者根据所掌握的资料，对这一过程记述如下。

“多党合作”是80年代政治改革中最为敏感的一个问题

现行的中国政党制度，叫作“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项制度发源于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抗日和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为目标而结成的由中共领导的“统一战线”。随着中共建政和执政地位的确立，这个“统一战线”逐渐演变成为“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

在1949年和1950年建政初期（政务院时期），中共实行的是新民主主义的建国方针，在处理与各民主党派的关系上，延续了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的《共同纲领》中“多党合作”的政治主张，组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联合政府。中央政府首长和政务院各部门的行政首长，除由中共党员担任外，各党派民主人士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也占据了近半的比重。但是，为了保证中共对政府的“绝对领导”，中央政府成立后一个月，1949年11月9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关于在中央人民政府内组织中国共产党党委会的决定》和《关于在中央人民政府内建立中国共产党党组的决定》。此后，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机关迅速而普遍地建立了党组或党委，对政府各部门实行“党的统一领导”，党的领导得到迅速“加强”。而在各级政府中担任职务的“民主人士”的职权则开始被逐渐削弱。

1954年9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共同纲领》的基本法地位被取代。副总理以上职务全部由中共党员包揽，各部级机构行政首长中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也所剩无几；原来在政务院中担任领导职务的多数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被安排到全国人大和政协。

1956年，毛泽东提出了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他在阐述这一方针时说：“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论十大关系》，《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34页）他还说：“所谓互相监督，当然不是单方面的，共产党可以监督民主党派，民主党派也可以监督共产党。为什么要让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这是因为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

但是，毛泽东很快就放弃了这个主张。此后的几年里，中共相继发动了1957年的“反右”运动等若干场政治运动，大量的“民主党派”成员被打成“右派分子”，成了“人民的敌人”，多党合作由此受到严重破坏，“互相监督”开始变成共产党单方面对民主党派的监督。各级行政首长均由清一色的中共党员担任。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多党”名存，“合作”实亡。

直至1976年粉碎“四人帮”和后来中共进行了“拨乱反正”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才得以恢复。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根据总书记胡耀邦的意见，把“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并提，作为中共与民主党派合作的基本方针，但多党合作在此时并没有形成完整的规范。

1986年，邓小平根据当时形势发展的客观要求，提出在深入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同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意见。10月，邓小平指定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设立和主持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方案的研讨和制定工作。在此后的研讨工作中，大量涉及了多党合作制度的改革问题。

1986年12月17日下午，中央统战部部长阎明复带领统战部的研究室主任、研究所所长、党派局局长，与中央政改办的有关人员开了一个以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为内容的“沟通会”，笔者参加了这次会议。

会上，阎明复首先提出一个重要问题。他说，从一国两制的前景看，香港回归后，将有代表参加人大；如果台湾也统一了，国民党也要参加政权机构。这样，在我们的政权中，除了共产党和八个民主党派以外，将会出现一个名副其实的反对党。将来人大、政协的政治环境会发生一个重大变化，这就是有反对党出现。1946年的国民参政会，我党是少数，一部分友党支持我们。将来，我党是多数，八个民主党派还会不会支持我们，是否会被国民党争取？这个问题十分重要。所以，从现在起就要考虑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包括其自身建设都需要研究。

阎明复说，现在民主党派没有党纲。在人大中民主党派所占的比例、要不要成立党团都要研究。现在党派是代表地方、个人参加会议，将来要代表本党派。我们现在是党禁，只承认八个党派，反对组新党，对这个问题也要研究。应该考虑制定政党法来进行规范。我国的民主党派是先天不足，没有党纲，更像政治团体。后天又失调，由我们党包办代替。耀邦同志曾经提出，一定要想办法解决民主党派的经济独立问题。目前我们正在搞这方面的试点。

阎明复讲的另外一个问题是政治体制改革中怎么进一步搞好党派工作。他说，从我们的角度看，统战工作主要就是八个民主党派的问题。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在我党能承受的范围内，加强民主党派的参政、议政、监督三方面的工作。参政的形式，是通过各级人大、各级政府。我们现在省一级还可以，在四五个省市有民主党派的副省长。但是他们不是作为党派代表参政的，而是作为非党人大代表参政的。从议政角度说，现在通过人大、政协进行，情况还可以。监督方面，国务院最近成立监察部，我们准备建议安排一两名民主党派人员担任副部长，以提高民主形象，也有利于行政监督机制的完善。我们现在的监督是自我监督，如果能充分利用起现在的体系，如政协的各个工作委员会，人大的各个委员会，监察部等形式，就可以很好地发挥民主党派的作用。

中央政改研究室主任鲍彤在后来听取中央政改办与会人员的汇报时表示，政治体制改革要研究允许不允许民主党派有自己的党纲。民主党派在人大和常委会中是否可以设立党团，也要进行研究，拿出个意见。统战部可否考虑，就哪几个必须进行改革的问题自行向中央提出报告。从他们那个角度提出，可能会更顺一些。

12月24日下午，中央统战部和中央政改办联合召开了一次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座谈会。邀请了民盟中央副主席钱伟长、民盟中央执行局副主任罗涵先、民盟中央常委千家驹、民革中央副主席贾亦斌、民建中央委员吴大琨、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副主任章师明、九三学社中央执行委员赵伟之、九三学社中央候补执行委员金开诚、无党派人士程思远等到会，听他们谈了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想法，和对多党合作问题的改革思路。在发言中，几乎每个民主党派人士都涉及了一个要求，这就是，民主党派要成为真正的政党，要有自己的党纲，有自己的言论机构（指媒体）。

此后，中央政改办专门设立了“社会主义民主专题研讨小组”，多党合作成为其中的一项重要研究内容，该小组还就此提出了一个专题研讨报告。198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三大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赵紫阳在报告中专门提出了要“完善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协商制度，进一步发挥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的问题。

十三大后，为了改革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主要做了以下工作：一是根据赵紫阳的提议，将“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中的“下”字拿掉，改为“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以表达共产党与其他参政各党派“平等合作”之意。赵紫阳认为，去掉了一“下”字，表面看差别不太大，但“领导是个政治问题，领导下就是一个组织问题”（《改革历程》第278页）。二是针对各民主党派作为政党，但普遍没有政纲的情况，提出支持各民主党派在社会主义总目标下和宪法的范围内，制定各自独立的政治纲领。三是加强在政府中的多党合作，吸收了若干民主党派成员到中央和省级政府部门担任领导职务。四是健全和完善执政党向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进行通报协商的制度。协商的主要内容包括对中共中央做出的重大决策事先征求各党派意见，重大事件的通报，准备提交政协协商的问题，等。

对于中国政党制度的思考

十三大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和其后实施的过程中，改革和完善多党合作制度方面的工作力度不够，具体措施仍然没有跳出以往处理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关系方式的老路。这是为什么？

在现代国家，政党制度是国家政治制度的基础之一。在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是国家政治制度的基础，而“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是“党的领导”的一种体现。从形式上看，中国除中共以外，还有八个“民主党派”存在，但由于历史的原因，这八个政党却没有自己的政纲和执政目标。从这一角度说，中国离现代国家还有相当的距离。能否形成一个让各种政治力量都能平等地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政党制度，是中国实现向政治民主化、现代化的社会转型中最基本的一个问题。

如何进行多党合作制度的改革，涉及邓小平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最根本的一条：坚持党的领导。按照当时的说法，这次政治体制改革，是由共产党发动和主持的，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而“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则是邓小平为政治体制改革设定的一条红线，是不能碰的。碰了它，不但改革搞不成，而且会被扣上“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帽子。

十三大后，赵紫阳主持的中共中央曾经专门研究过民主党派在人大中开展党派活动的问题。1988年过年后，正在筹备召开七届全国人大、政协第一次会议。中央书记处会议研究了在全国人大当中如何设置党组的问题。赵紫阳的意见是，在人大代表和人大常委中，保留中共党员组成的党组，党组书记是万里；其他各民主党派也应该允许分别成立自己的党组。书记处同意了这个意见。对此，赵紫阳后来回忆说：“这件事不知怎么传到邓那里，他那里传话给我的秘书李勇说，邓讲发挥民主党派的参政作用，只是讲讲而已，怎么能当真？绝不能在人大中间搞党派政治，邓是反对的。”（《改革历程》第279页）这样，书记处的决定被否决，在七届人大代表和常委中，仍然只有共产党可以设立党组，而其他党派不能设立党组。这种情况一直延续至今。

但是，民主党派党组不能搞，并不等于这场改革的主持者赵紫阳对这个问题没有认识，没有过思考。1988年在中央北戴河办公期间的7月16日，赵紫阳找温家宝（中办主任）、鲍彤、张岳琦（中办副主任，赵紫阳秘书）、龚育之（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等人，谈思想政治工作改造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研究问题。当龚育之说到文化多元化，有人讲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时，赵紫阳说，过去反右时把“双百方针”当作策略，百家争鸣，引蛇出洞。问题是只有马克思主义一家，战斗力太差，别的东西一出来，你就要靠行政手段去压了。龚育之问，“双百方针”的基础是什么？过去说是阶级分析，归根到底是两家（指所谓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是不是归根到底还是要从认识论上，归结到有不同的利益集团问题上？对这个问题，赵紫阳表示赞同，并说，民主党派作用可以研究，是否起一点反对党的作用，如果让它亦步亦趋地跟着共产党，那要共产党一个党就行了，要这么多行政团体干什么，是否在某种程度、某种意义上要起点反对党的作用？如果真的搞反对党，那么拆台行不行？是成立反对党还是发挥群众团体的作用？

这段话表明了赵紫阳对中国的政党制度曾经有过的思考。但是在当时条件下，他没有，也不可能进一步提出这个问题，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个“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框架。赵紫阳很清楚，这次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有限的，在政党制度方面，只能是在大框架不变的前提下修修补补。所以，十三大后他一直在考虑，怎么样才能更好地发挥民主党派对执政党即共产党的监督作用。

邓小平提出：多党合作要拿出方案

1988年9月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之后，党内的一些人利用治理整顿之机，开始大开经济改革的倒车；政治体制改革由于复杂的政治原因也进退维谷，停滞不前；党内腐败之风愈演愈烈，以权谋私、权钱交易逐渐盛行；党内高层的政治斗争日趋激烈而又缺乏透明，海外港台各种流言四起，各种小道消息出口转内销，引发国内人心不稳。在此情况下，知识界一些人士认为，经济改革陷入困境的原因是政治改革滞后，要求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因此，社会上的民主化思潮空前活跃起来。民主党派中的许多人也在此时提出了改革多党合作制度，争取更多参政机会的政治要求。

1988年年底，中央统战部的内部刊物《零讯》第136、138、139期，连续刊登了几位民主党派人士对于改革多党合作制度的意见。赵紫阳看到以后，选择其中标题为《北京市部分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对“多党合作”问题的看法和意见》的第136期，批送给了邓小平，请他“便中一阅”。1989年1月2日，邓小平在这份材料上批示：“可组织一个专门小组（成员要有民主党派的），专门拟定民主党派成员参政和履行监督职责的方案，并在一年内完成，明年开始实行。”（《邓小平年谱（下）》第1262页）赵紫阳遂于1月3日即做出批示：“小平同志批示印发常委同志。请明复同志负责总抓，组织一个专门小组（政改办参加）研究提出方案。”赵在这里所说的“政改办”是指十三大后设立，由鲍彤担任主任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

1月7日，鲍彤在中央政改研究室的全体研究人员会议上向大家传达了邓和赵的上述批示，和赵紫阳的有关意见。赵紫阳说，这是今年的一件大事，总要搞出一点成果出来，不能不了了之。这个问题和当前社会思潮有关。今年是五四的七十周年，有人提出推进民主政治问题，多党合作制，是个很好的题目。和廉政一样，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各方面工作，都会有推动。

鲍彤说，阎明复（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统战部部长）同志准备召集各民主党派领导座谈，我们研究室的陈群林、陈小鲁负责，组织研讨专题。社会改革局要全力以赴，这是我们室今年的主要工作之一。

鲍彤也谈了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他说，十三大上提到，要坚持共产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进一步发挥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作用的问题。现在民主党派这方面的要求很强烈，社会上的议论更多，甚至和议会政治、反对党联系到一起。如果我们不认真地研究这个问题，提出共产党的主张和措施，民主党派的合理要求得不到满足，那么不正确的观点，就会扩大市场。对此中央准备研究一下，到底采取什么样的方针，不是改变基本格局，而是使这个格局更加充实，有内容有形式，搞得更好一点。搞好了，对于发展民主政治有好处，也有利于缩小不正确观点的市场。

为了贯彻邓小平和赵紫阳的批示，1月初，阎明复主持召开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和党内“吹风会”，传达了邓小平和赵紫阳批示的精神，并在请示赵紫阳后，决定：第一，成立多党合作研讨小组，由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国务院、中央统战部、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负责人参加，请赵紫阳任组长，阎明复任第一副组长，八个民主党派中央主席任副组长。第二，成立研讨小组办公室负责具体工作和起草文件，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宋堃负责（后改由部长阎明复亲自负责，常务副部长李定参加），党派局副局长孙楠、处长王彦君及工作人员詹清等三人常驻办公室负责日常工作，统战部党派局、研究室其他人配合。办公室成员还有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秘书长陈群林、社会改革局局长陈小鲁，中央政改研究室社会局其他人员也参与工作。全国政协也派出了处长米鹤都等参加办公室的工作。第三，中共党内成立一个工作协调小组，由中组部、中宣部、国务院、中央政改研究室、中办调研室、中央统战部、全国人大党组、全国政协党组等派人参加，通过党内进行协调。除了中共之外，各民主党派内部也都组织了专门的研讨班子，开展了自己的研究工作。

1989年1月15日上午，中央政改研究室全室研究人员开会，研究下一步的工作。陈小鲁介绍了中央统战部组织的多党合作研究情况。他说，中央统战部对这个工作比较积极，提出了许多想法。比如，是否可以设立多个国家副主席，由若干民主党派民主人士担任？今年人大会议以后，可否安排二十到三十个国务院部委的副职？对此，中央组织部回复说，因为年龄等原因，只能考虑安排几个人。全国人大提出，做这样的安排，是否考虑要修宪？

2月16日下午，利用全国廉政制度建设座谈会开会的间隙，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召开了各省市负责政治体制改革部门的负责人会议。在这个会上，鲍彤通报了中央正在进行多党合作研讨的情况。他说，最近党中央和民主党派在研究如何坚持、完善、充实、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问题。中央准备用一年的时间搞方案，和民主党派取得一致意见以后再实施。许多问题需要中央和民主党派商量。要在大方面等中央的精神。中央组织了一个小组，民主党派要求紫阳参加，紫阳也参加了，还担任小组组长。

2月21日下午，在中央政改研究室研究人员全体会议上，陈小鲁再次通报了由中央统战部负责组织的多党合作研讨进展情况。他说，多党合作问题的研讨小组已经成立，叫作“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研讨小组”，下设了一个办公室。研究的题目是多党合作的理论、方式和立法问题。提出的具体措施有很多，比如由民主党派成员担任政府、高检、高法两院的职务问题，人大、政协如何加强党派活动问题，国务院如何加强同党派的联系，党派办报，实体编制、财政等等。这项工作，我们室准备全力以赴。鲍彤在这次会议结束时特别强调，这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我室的社会改革局下步工作的重点就是多党合作问题，石肖岩（综合局原副局长）调过去，加强力量。

据直接参加统战部多党合作研讨的陈小鲁的几次通报，在多党合作的研讨中，各方面提出的主要是这样一些问题：

第一，各民主党派在现阶段应该如何定位，它的社会基础、政治地位和作用是什么，是在野党、参政党还是执政党？

第二，共产党同民主党派的关系应该如何确定？一些民主党派人士要求突破过去的传统框框，重新定位。

第三，民主党派同国家政权各机关的关系，有民主党派提出应该允许民主党派在人大、政协设立党团，开展有组织的活动。民盟已经决定，单独以民盟的名义，在今年人大上提出议案，并准备做大会发言。

第四，在人大、政协中应该开展党派活动。

第五，增加民主党派成员参加政府工作的人数，扩大参与的范围，并且应通过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制度加以保证。

第六，民主党派对执政党、对政府的监督作用怎么体现，通过什么渠道，如何发挥。

第七，多党合作、互相监督要实现法律化。一是要修改宪法，把“长期共存、互相监督”通过宪法的形式固定下来；二是搞结社法、政党法；三是搞一个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多边宣言，通过这种形式，把多党合作的主要内容制度化。据陈小鲁说，阎明复提出搞一个多党合作的“大宪章”，阎认为，要考虑到港澳台将来回归的情况，这个“大宪章”，要让港澳台、大陆的民主党派都能接受。

第八，民主党派应该有自己的宣传阵地，应该允许其自行办报。

第九，民主党派的自身建设问题。特别是要允许民主党派在全社会发展党员，不应该受到仅能在某个领域发展的限制。

第十，增加各民主党派机构的人员编制和经费开支问题。这其中的经费开支问题，极其敏感而又牵涉广泛。中共建政之后，不但由国家财政包揽了中共的全部开支，而且也包揽了各民主党派、社会团体的全部费用，这与政党政治的原则是完全背离的。在政治体制改革研讨中，曾经提到中共党费自理的问题，但根本不可能实施。那么民主党派的增加经费、扩大编制应该如何和中共平衡处理，也是个难题。

从研讨中涉及的上述问题中可以看出，这次研讨也遵循了两年前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确定的原则，不设框框，不打棍子。在当时宽松的政治环境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参加这次研讨的中央统战部和民主党派各方提出的意见，有很多确实打破了过去的框框，如果能得到确立，并形成法律和规范的话，有可能为未来在中国实行现代政党政治奠定一个初步的基础。

当年曾经参加过这个研讨小组办公室工作的中央统战部党派局原处长石光树，后来曾经回忆说，在那场风波之前，研究小组和办公室的工作，“主要是研讨、设计文件框架。召开了各种层次、各个方面的座谈会十多次，各民主党派自己也研讨，然后把问题集中报办公室。办公室一共编辑十几期简报，分报领导小组成员。当时思想非常活跃，讨论十分热烈，研讨的问题也十分开放，涉及到多党合作的重大原则、民主党派的地位和作用，等等。”（《石光树研究文集》第215页）

在“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研讨工作顺利进行的同时，以宋平为部长的中共中央组织部也有了行动，开始为将来改进多党合作后，有更多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进入中央政府和其他国家机构担任负责人做准备。据时任中组部青年干部局处长的崔武年回忆，1989年3月前后，考虑到民主党派人士将来参政的需要，中组部领导要求该部的青年干部局扩大人员编制，增设一个“五处”，专门负责民主党派干部及民族干部、妇女干部的选拔工作。青干局副局长任小斌、处长崔武年等人为此拟定了组建方案，并向部务会做了正式汇报。

经过几个月的研讨和磨合，到1989年4月初，中共和各民主党派在研讨小组内部也已经就一些问题初步达成了一致意见。按照党内程序，下一步的工作，研讨小组内中共方面的党内协调小组应该形成一个报告，向中央常委和政治局汇报，听取中央对于整个多党合作大格局和具体做法的意见，中央统战部代拟的有关文件也在起草之中。当然，既然是政党党际之间的合作研讨，各民主党派参加研讨的人员也需要将研讨的情况向本党领导机构报告。但就在此时，1989年4月中旬，一场突如其来的学潮中止了这一切。

多党合作的第一个规范性文件

那场风波过去，政治形势稍稍稳定下来之后，因为这项多党合作的研讨是按照邓小平批示组织进行的，所以还需要进行下去。此时，原来主持这项工作的中共中央高层已是面目全非。赵紫阳因犯了“支持动乱，分裂党”的错误而被撤职；阎明复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上被免去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但因其在各民主党派中尚有相当大的影响，仍被暂时保留了中央统战部部长的头衔（1990年11月被免职）；鲍彤因“泄露党和国家机密、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逮捕，由他担任主任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被明令撤销。中央统战部和中央其他部门一样，开始在内部进行“清查清理”和党员重新登记，从部长、副部长、各局局长到普通干部几乎人人受到波及。而各民主党派在政治高压下噤若寒蝉，不敢稍有异动。在这种政治气氛下继续进行多党合作的研讨，其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研究重新开始以后，多党合作研讨小组办公室起草的这个文件，被定名为《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并又进行了几次重要的修改，先后由新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主持了两次座谈会，征求各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及无党派人士的“意见”。中共中央的“意见”顺利通过。

1989年12月30日，在邓小平对此问题做出批示一周年之后，这个《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以中发〔1989〕14号文件发出，次年2月8日，《人民日报》全文公布。这个涉及“多党合作”的文件，终于以中共单方面的“意见”形式发布。这是中共建政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第一个带有规范性质的“指导性文件”，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规范化具体化了，也算是填补了一个“空白”。根据这个文件，民主党派被正式确认为“参政党”，至于在1989年上半年多党合作研讨前期曾经提到的“大宪章”、多党合作协议、结社法、政党法等等，则再也没有被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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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上广深的小清新们对失业工人们破口大骂，他们义正辞严的声称，中国还有大量的二线城市，能给失业工人们提供吃饱喝足的机会。那么，就让我们看看二线城市的经济真相吧。

惨淡苏州

作为中国外资制造企业的最大聚集地，在外资全面撤离中国的时候，苏州承受着巨大的压力。2015年苏州的工业数据勉强持平，总产值3.57万亿，较2014年下降了0.2%。往前几年看，这种工业萎靡的状态已经持续了好几年了。2014年工业总产值只有0.2%的增幅，2013年增幅4.1%，2013年3.4%，2012年3.5%。一直要回溯到2011年，才能看到一个像样点的工业增长数据：当年度的工业总产值是3.33万亿，增幅为17%。近4年来，伴随着外资逐步逃离中国，苏州在工业领域已经完完全全的丧失了增长性，而新的增长点在哪里，又根本没人知道。这真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

产业转型和升级的口号，从2012年苏州的工业增速坠崖式的下跌开始，已经在喊了。喊了4年，毫无作用。既然2015年苏州已经连微弱的工业增幅都维持不了，转入了跌势，那接下来，只能是令人目瞪口呆的坠崖。这个工业萧条的城市，当然已经不可能再容纳东北的失业工人。至于其它城市的表现，我们接着撸。

混混天津

撸天津的数据真是很有趣的体验，混混两个字就好像写在了每一行数列里。2015年天津GDP为1.65万亿，较2014年的1.57亿，名义增幅为5.1%。注意，就在这里，混混两个字就要跳出来了：经过一番价格指数调整，天津市统计局公布的官方GDP增长率为9.3%。你也不知道它到底是怎么调整的，总之，它就悍然宣布了这么一个增长率，看起来好像是由于天津的物价全面下降了50%似的。

好吧，这件事PASS，咱们来看分项数据。大家都知道老蛮我最重视的就是工业数据。无工不富嘛，人口大国，唯有制造业才能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才不会导致失业潮的出现，才不会沦落到人吃人的两脚羊时代。天津GDP数据中的工业增加值，2015年为6981亿，2014年为7083亿，咳咳，这几乎没区别是吧，2015年甚至还出现了微弱的下跌对吧。但是，请注意这个但是，天津市统计局悍然宣布，2015年工业增加值的增长率为9.2%。我承认我完全没看懂这种混混级的计算方式。

再仔细查阅天津的各项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数据，基本上呈现显著下跌的趋势。手机产量下跌21%，电脑产量下跌11%，液晶电视下降9.1%，光伏电池下降12%，天津新兴电子产业基本处于沦陷状态。要不是汽油增产了23%，钢材增产了14%，产量数据简直都没法看。但是这俩却偏偏都是严重过剩产业！这也就是天津政府手里还有点钱，还能补贴得起，能让人家继续增产，东北那些补贴不起的穷城市，现在哭都不哭出来。也不知道沈阳的穷兄弟们看到近在咫尺的天津竟然还能实现钢材增产，心里是啥滋味。

混账南京

本篇的前面那篇是混混天津，讲述了天津的经济数据是多么的不靠谱，明明工业数据是零增长，都能悍然宣布有9%的增长率，天津卫的混混精神跃然而出。然而强中更有强中手，南京的数据一出，天津顿时黯然失色。要比起数据造假，南京的老爷们，那可比你天津那帮没见过世面的乡下人强多了，直接就是混账。

先说农业。老实说农业创造的价值对于一个东部省会级城市来说，那真是微不足道。要知道南京2015年的GDP为9721亿，其中第一产业（农业）增加值仅232亿，占比只有2%，几乎可以忽略。而且城市总是要扩张，就必须要用地，必须要占领农业的发展空间。所以你农业数据没增长，或者萎缩一点，都没问题，这都正常，我们都理解。各地一般也不把农业数据当回事。

但是，请注意这个但是，根据刚公布的2015年南京统计公报的数据，2015年南京的第一产业增加值232亿，较2014年的224亿，还有3.5%的增幅呢。麻烦的是，它还同时公布了产量数据，我全部列举如下：粮食产量下跌0.6%；油料产量下跌5.6%；蔬菜下跌1.2%，猪牛羊禽肉下跌11.5%；禽蛋下跌4.3%；牛奶下跌2.1%，水产品下跌0.1%，唯一实现增长的是瓜果产量，增长了2.3%。8种农产品，7种萎缩，其中油料、肉类和禽蛋产量还出现了显著下降，你要问我这是怎么实现的农业增长，我还真没看明白。要知道2015年农产品价格基本上都是大幅下跌的，连持平的都不多。所以南京的老爷们还真是做戏做全套啊，一点数据空间都不放过啊。

至于接下来的工业数据，那就更是天昏地暗，混账到了极致。根据统计公报，2015年南京的工业增加值3395亿，增幅8%。现在既然我们是要强撸南京，那当然要仔细计量一下，它这个增幅到底是怎么算出来的。先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呵呵，顿时就大跌眼镜：总收入1.1万亿，较2014年下降5.3%。最关键的是，在收入下降的同时，南京的工业企业们没能摆脱酷吏的横征暴敛。2015年南京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缴纳的总税费为1580亿，较2014年大幅提高14.7%。收入显著下降，税负大幅上升，在这种情况下，竟然还能实现工业增加值的增长，南京的制造企业真有本事。我不得不对此表示佩服之意。

另外一个有意思的指标，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的亏损企业比例。2015年南京亏损工业企业502家，占全部2703家企业的18.6%，几乎就要接近两成了，这数据看起来就跟个经济崩塌了的东北城市似的。给一个横向对比：全国亏损工业企业4.9万家，占全国37.4万家企业的13.1%。南京这种东部中心级的省会城市，企业亏损面居然比全国还高出了5个百分点以上，成为拖后腿的角色，也不知道南京人民觉得自己丢人不丢人。

纵向上，南京2014年亏损企业490家，占全部2668家企业的18.4%。这么看起来，2015年的南京也不比2014年差多少，亏损面才提高0.2%而已，大致上都是处于萧条之中，每5家规模工业企业就有一家亏损，连续挨苦日子挨了两年。但是，要说工业产业竟然在2015年整体上取得了8%的增长，这就太搞笑了，简直是太不给亏损企业面子了。

回头再看各项工业产品的产量数据。呵呵呵呵，跟天津是同一个老师教出来的学生：钢材和汽油产量大增。其中钢材产量1404万吨，增产6.8%，汽油产量608万吨，增产19.1%。我真的很喜欢把这种数据拿给东北人看：让你没本事拿到财政补贴，所以东北普遍性的钢厂倒闭油厂关门，过剩产能被当成过街老鼠。

看看人家南京，看看人家天津，再看看人家重庆，钢材普遍大幅度增产！人家就补贴得起！人家就是有本事在你东北削减产能削减到老百姓都吃不起饭的时候，还得意洋洋的在年度工作总结里宣布自己又增加了多少炼钢炉！这就是差距！知道不？差距！至于其它各项产品，互有涨跌。汽车冰箱洗衣机产量下跌，计算机和显示器的产量增加，形成相互抵消的局面。

这也与我们前面的印象相符：2015年南京的制造业与2014大致持平，维持着持续性的萧条。事实上，全中国的东部城市莫不如此，都只不过是勉强维持而已。我们前面分析过的，苏州如此，天津如此，南京当然也不会例外。

所以，分析到现在，北上广深的民主小清新在痛骂北方的失业工人为啥不吃肉，并做人生导师状指点他们到东部二线城市找工作的时候，记得要加上三个括号：不含苏州、不含天津、不含南京。至于这个括号是不是要持续的加下去，就要看我接下来撸哪个东部城市了。基本上，撸到谁，谁就要被脱下裤子。

固定资产投资方面，总额5484亿，较2014年增幅仅0.4%，这算是基本持平。南京的固定投资额占GDP的比值一半都没有，其实算不上一个投资依赖型的城市。但是，请注意这个但是：2015年南京的工业投资额减少了3.7%，这意味着资金正从大面积亏损的工业中逃离出来。去了哪里呢？去了房地产。2015年南京的房地产开发投资暴增了27%！呵呵，在实业萧条之际，南京一下子就陷入到了房地产依赖之中。而纯粹的地产依赖，恰恰是所有经济发展模式中最下贱的一种，没有之一。

以上，就是南京，号称2015年GDP增长率9.3%的城市，东部的明星城市。这座城市是不是有啥前景，是不是值得各位赌上自己的青春和未来，陪这座城市慢慢变老，各位自行判断吧。

艰辛武汉

负能量看多了，换个正能量的城市来梳理一把吧：武汉！中部地区最耀眼的城市，光芒万丈，气壮河山。武汉是全中国范围内，唯一能够实现制造产业升级换代的城市，这种变化简直堪称是神迹。下面，请允许我用最庄重的笔调，来介绍武汉：这颗横跨长江的中部明珠城市。

2015年武汉的GDP为10905亿，较2014年的10069亿，名义增幅为8.3%，这种增幅当然显著超过了全国6.5%的平均增幅。当然，我们不能只盯着这个增幅数据来看，我们必须要明白，在武汉经济增长的背后，有着怎样的艰辛。

炼钢和纺织是武汉的传统优势产业，然而，这也是两个产能严重过剩的产业。按业内的说法，将国内的所有产能拦腰砍去一半，依然过剩。从2014年开始，武汉为了这两个传统产业的规模缩减问题费尽心血，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体现在数据上，2013年武汉的钢材产量达到1812万吨的峰值，布匹产量则达到11975万米的峰值，此后武汉政府动用铁腕治理，到2015年，钢材产量下降到1587万吨，降幅14%，布匹产量则下降到8412万米，降幅高达42%。

然而如果仅仅只是关厂封铺，禁止生产，不能寻找到新的产业来替代，那么武汉必将陷入经济萧条之中。幸运的是，武汉找到的新的替代产业：化学制药。2013年武汉市的化学药品产量1.28万吨，到2015年已经上升到1.67万吨，增幅30%。制药行业相对于矿业和布业，当然是前景无限，不用担心产能过剩的问题。

此外，光缆产量从2013年到2015年增长了47%，软饮料增长了11%，显示器增长了34%。这些高速增长的产业为武汉的下岗钢铁工人和失业纺织工人提供了足够的就业机会，保证了这个城市能继续稳步前进，不至于酿成下岗潮。

虽然武汉号称满城挖，到处都在施工，让不明真相的市民怨声载道，然而武汉并不是一个投资依赖型的城市。2015年武汉的固定资产投资额7725亿，相对于1.09万亿的GDP，占比仅71%。而我们早已知道的是：严重依赖投资的重庆的这一比值已经高达98%，并且，重庆的所谓经济发展，还是依赖于钢铁水泥和铝材这类垃圾产能的持续高速扩张呢。这么对比一看，武汉的经济数据真是令人印象深刻。

然而，全国661个城市，唯有武汉，能实现产业的升级换代。这种神迹一般的数据，此前我们没有看到过，在接下来的所有城市之中，同样也不可能再看到。最后，我希望各位可以重复阅读一次本章。

武汉，这座中国的希望之城，瑰丽大气，自成一格。它历经艰辛，结出了硕果，却没有收获应得的尊重。这一次，我希望，你们能给它掌声，一次迟到的掌声！

洛阳，离谱的洛阳

河南是一个极具话题性的省份。这里，是中原地区的正中，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它的每一寸土地都有历史，每一块砖瓦都有传承，每一个地名都有故事，每一句方言都有乡愁。这里是中华民族的根，也是全体国人的痛。它饱经战乱，历经坎坷。它遭遇过无数次的屠城之战和灭族之祸，然后涅槃重生。

这一次，我们要来分析河南的第二大城市，洛阳。从这个最典型的中原城市的兴衰起伏的规律之中，我们或许能看到这个民族的未来。

河南经济最重要的特征，就是群龙无首。不同于其他中西部省份，河南省会郑州在省内的经济地位并不突出。2015年河南全省的GDP规模3.7万亿，郑州7315亿，占比只不过为20%，远远低于一般中西部省会30-50%的比例。骨子里非常骄傲的河南人民具有浓重的本土情节，他们热爱自己居住的小城，他们对自己家乡的历史故事和名人如数家珍。南阳人吃着自己特产的桐鸭蛋，对炒个鸡蛋都要放大酱料的郑州人不屑一顾。而开封人和洛阳人，恨不得老死不相往来，每天都在计较自己到底是几朝古都，是不是要比对方多个一两朝。

这种高度分裂的局面，使得河南从未集中过资源来促进任何一种产业的发展。我们知道，哪怕是最简单的食品加工业，要做到精致的程度，也是需要集中资源的，也是需要巨额投入的。但是河南无法实现人财物的集中使用，河南省政府面对全省的一团散沙，束手无策，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一次又一次的产业发展机会从眼前白白溜走。

最近的一次是2010年左右，作为交通便利的人口大省，河南原本应该在广东迫于成本压力开始尝试产业转移的时候，从广东手里把整个电子代工行业抢过来，然而河南几乎无所作为，最终电子代工业竟然被交通不便的四川抢走了一大半，成都因此逐步成长为西部光芒耀眼的中心城市。正因为此，河南至今没有一样说得出口的支柱型产业。这真是一种巨大的悲哀。中国的核心腹地，交通四通八达，人口众多，劳动力资源充沛，却无法发展出哪怕一种稍微像样点的产业。而这些，就是我们理解洛阳的背景。

2015年洛阳GDP规模为3508亿，对比2014年的3284亿，名义增幅为6.8%，当然了，洛阳统计局也经过了一番所谓的平减系数调整，宣布经济增长率达到了9.2%。好吧，我们当然也不知道平减系数到底是怎么回事，就算它是9.2%好了。关键的是，即便作为省内第二大城市，洛阳依然是一个人口净流出的城市。

2014年底，洛阳户籍人口696万，但常住人口只有668万，有近30万的年轻的洛阳人，必须要离开这座他们深爱的城市，漂泊到北京、上海或是广州，去承受小清新的白眼和歧视，并在大家拿着河南人开玩笑的时候，尴尬的附和。如果洛阳经济能真实、持续的上升，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那么，这些乡土情结深厚的洛阳子弟，或许还有回归家乡的希望。然而，这美好的希望，能实现吗？

最关键的，当然是工业的发展情况。2015年洛阳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1386亿，对比2014年的1360亿，增幅仅为1.9%，几乎就相当于停滞，当然，洛阳统计局悍然宣布这一最为关键的数据增长率为9.7%，这个神奇的算法我们不去管它。另外再看洛阳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也是处于增长停滞状态，2015年工业利润总额209亿，相对于2014年的211亿，微降了1%。

与此同时，2015年洛阳的工业用电量下降了5.6%，刚好与工业增加值和利润增长停滞的数据相互印证，产业萧条的风险近在眼前，根本无从掩饰。将时间往前看，这种制造业的停滞，已经持续了好几年了。2014年洛阳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211亿，但是2013年可还是235亿的。2012年是200亿，但2011年也还是233亿呢。

这么一看过去，从2011年到2015年，整整5年过去了，洛阳的工业水平就没有过像样的增长，企业的利润规模竟然就是在扭秧歌，扭啊扭，扭啊扭，扭来扭去，到现在也还没超过2011年。就这么个状况，你要说洛阳能够为漂泊在外的游子提供新增就业岗位，估计洛阳城地底下千百年来为了中华民族的存亡而战死的英灵，都能气到爬起来揍你。

另外一组值得认真阅读的数据，就是洛阳的固定资产投资数据。2015年其固定资产投资额为3537亿，竟然超过了3508亿的GDP规模，比值达到了101%。作为河南省经济规模排名第二的城市，也只不过是一个投资依赖型的城市罢了，而且，如此庞大的投资规模，竟然也未能让洛阳的制造产业得到什么像样的发展，也只不过是一个停滞。

我们把时间往前追溯，看看洛阳的投资依赖源起于哪一年。2014年洛阳固定资产投资3026亿，对比当年度3284亿的GDP，比值为92%；2013年固投2639亿，GDP为3140，比值为84%；2012年固投2343亿，GDP为3001亿，比值78%；2009年固投1447，GDP为2075亿，比值70%。一直追溯到2008年，才算是终于追到了源头，当年度的固投1105亿，GDP为1919亿，比值为58%。

从2009年到2015年，洛阳，这个河南省内排名第二的城市，依靠越来越庞大的固定资产投资，竟然也只不过是维持着制造业长期停滞的局面。这事真是匪夷所思。要知道老蛮我虽然对同样高度依赖投资的重庆不屑一顾，但是重庆就算是拿着投资去发展钢铁水泥铝材这种过剩产能，人家重庆好歹也算实现了制造业增长，花了钱至少也能听到个响儿。你堂堂的洛阳城，九朝帝都，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根，2015年的固定资产投资额甚至都超过GDP了，你竟然还是个长期产业停滞，你说你还能不能更离谱一点？

好吧。这就是洛阳，中原城市群的典型代表。被妖魔化的河南人，就是在这么不知所谓的管理自己第二大城市，把自己的家乡往沟里带。我不知道这十年来河南的形象为何越来越负面，或许本文甚至能够给大家一个全新的鄙斥河南人的理由。然而，这个城市，这个省份，始终是我们的血脉之所系。洛阳能把庞大的投资折腾得无声无息，这代表的，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都能干出这种不靠谱的事。当我们痛斥河南的时候，我们痛斥的其实是我们自己。

在这里，我必须要提出一个最后的问题，这个问题，你们不需要回答，你们只需要思考就行了：既然你们不再愿意承认河南是中华文明之根，那么，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之根，又在哪里呢？

惨淡唐山

这是一座正在迅速衰败中的重工业城市，它的政府正在尝试转型，并用转型这个口号安抚它绝望的市民。然而它的尝试必然会失败。我用唐山政府的2015年度工作报告中的一段原话，作为本篇的开头：“坚持依法治税管费，加大综合治税力度，狠抓税源监控，大力清理历年陈欠税款；进一步强化信息治税，全面启动综合治税信息平台建设，促进涉税信息共享；加强重点税种征管，营业税（含改征增值税）同比增长12.6%，实现了应收尽收。”

一个政府，竟然以酷烈的征税手段而骄傲！我可以理解经济下行时期，负债累累的政府是多么的艰难，你可以在债务压力之下无奈的强化税收征缴，但是你绝不应该为此骄傲。任何一个新兴产业，看到向你全市人民自豪的宣布自己有多么的贪婪，都会避之唯恐不及。就唐山政府这种停留在农业时代的落后心态，怎么可能实现产业转型！

然而，即便是唐山这种无孔不入的征税手段，也没能实现唐山的财政收入增长。2015年唐山的财政总收入447亿（一般预算收入+政府基金性收入），较2014年的560亿，下跌幅度高达20%。如果不是向中央乞讨到了190亿的财政转移支付，唐山政府都得要破产。这真是一个巨大的讽刺。

作为政府，你越是疯狂的敛财，财富就会越快的逃离，你越不可能实现增收。我们这么一算的话，2015年唐山这个河北省经济规模排名第一的城市，对中央财政补贴的依赖程度，竟然高达42%。看看2014年，唐山拿到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额为164亿，相对于当年度560亿的总收入，对中央补贴的依赖程度只有29%。一年下来，比值足足提高了13%。这也就是唐山离着首都还算近，乱了不好收拾，所以中央财政再紧张也还会匀出来一些给唐山用着。万一哪天中央财政补贴不起了，那后果实在是难以预料。

当然，在财政收入显著下降的时候，唐山市政府必然要压缩开支，这方面的公开数据不多，我饶有兴致的翻查了唐山大部分政府部门的预决算数据，在这里给出两个很有意思的数字：公共安全投入，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维稳支出，2014年的支出为10.2亿，2015年下降到8.7亿。社会保障和就业投入，也就是失业群体免于饿死的指望，2014年的支出为7.5亿，到2015年下降到6.9亿。

这里面体现出的，恰恰是地方政府的利害取舍逻辑。至于社会保障，那当然也是爱保不保，你失业群体没饭吃了就去闹事去吧，我大政府是不兜底的。从这两组数据，我们或许可以猜想到，如果经济继续这么崩坏下去，穷得想要饭的地方政府一定是会对社会秩序崩坏的现实袖手旁观置之不理的。

至于产业经济数据，唐山2015年的GDP为6100亿，官方宣布的GDP可比增长率为5%。当然了，这个增长率我们同样不知道是怎么算出来的。因为2014年唐山的GDP还有6225亿呢，纯粹进行绝对值比较的话，2015年下滑了2%。

此外，2015年唐山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为2710亿，相对于2014年的3051亿，下滑了足足11%。消费数据也好看不到哪里去，2015年1-10月份，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收入下降了16%。这可真是非常可怕的数据。从制造业到服务业，全面萧条。

好吧，以上就是唐山。一个观念还停留在农业时代的政府，要带领一个重工业城市，实现产业升级。如果这都能成功，那将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神话。

相关标签：中国经济    二线城市    

北上广深的小清新们对失业工人们破口大骂，他们义正辞严的声称，中国还有大量的二线城市，能给失业工人们提供吃饱喝足的机会。那么，就让我们看看二线城市的经济真相吧。

惨淡苏州

作为中国外资制造企业的最大聚集地，在外资全面撤离中国的时候，苏州承受着巨大的压力。2015年苏州的工业数据勉强持平，总产值3.57万亿，较2014年下降了0.2%。往前几年看，这种工业萎靡的状态已经持续了好几年了。2014年工业总产值只有0.2%的增幅，2013年增幅4.1%，2013年3.4%，2012年3.5%。一直要回溯到2011年，才能看到一个像样点的工业增长数据：当年度的工业总产值是3.33万亿，增幅为17%。近4年来，伴随着外资逐步逃离中国，苏州在工业领域已经完完全全的丧失了增长性，而新的增长点在哪里，又根本没人知道。这真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

产业转型和升级的口号，从2012年苏州的工业增速坠崖式的下跌开始，已经在喊了。喊了4年，毫无作用。既然2015年苏州已经连微弱的工业增幅都维持不了，转入了跌势，那接下来，只能是令人目瞪口呆的坠崖。这个工业萧条的城市，当然已经不可能再容纳东北的失业工人。至于其它城市的表现，我们接着撸。

混混天津

撸天津的数据真是很有趣的体验，混混两个字就好像写在了每一行数列里。2015年天津GDP为1.65万亿，较2014年的1.57亿，名义增幅为5.1%。注意，就在这里，混混两个字就要跳出来了：经过一番价格指数调整，天津市统计局公布的官方GDP增长率为9.3%。你也不知道它到底是怎么调整的，总之，它就悍然宣布了这么一个增长率，看起来好像是由于天津的物价全面下降了50%似的。

好吧，这件事PASS，咱们来看分项数据。大家都知道老蛮我最重视的就是工业数据。无工不富嘛，人口大国，唯有制造业才能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才不会导致失业潮的出现，才不会沦落到人吃人的两脚羊时代。天津GDP数据中的工业增加值，2015年为6981亿，2014年为7083亿，咳咳，这几乎没区别是吧，2015年甚至还出现了微弱的下跌对吧。但是，请注意这个但是，天津市统计局悍然宣布，2015年工业增加值的增长率为9.2%。我承认我完全没看懂这种混混级的计算方式。

再仔细查阅天津的各项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数据，基本上呈现显著下跌的趋势。手机产量下跌21%，电脑产量下跌11%，液晶电视下降9.1%，光伏电池下降12%，天津新兴电子产业基本处于沦陷状态。要不是汽油增产了23%，钢材增产了14%，产量数据简直都没法看。但是这俩却偏偏都是严重过剩产业！这也就是天津政府手里还有点钱，还能补贴得起，能让人家继续增产，东北那些补贴不起的穷城市，现在哭都不哭出来。也不知道沈阳的穷兄弟们看到近在咫尺的天津竟然还能实现钢材增产，心里是啥滋味。

混账南京

本篇的前面那篇是混混天津，讲述了天津的经济数据是多么的不靠谱，明明工业数据是零增长，都能悍然宣布有9%的增长率，天津卫的混混精神跃然而出。然而强中更有强中手，南京的数据一出，天津顿时黯然失色。要比起数据造假，南京的老爷们，那可比你天津那帮没见过世面的乡下人强多了，直接就是混账。

先说农业。老实说农业创造的价值对于一个东部省会级城市来说，那真是微不足道。要知道南京2015年的GDP为9721亿，其中第一产业（农业）增加值仅232亿，占比只有2%，几乎可以忽略。而且城市总是要扩张，就必须要用地，必须要占领农业的发展空间。所以你农业数据没增长，或者萎缩一点，都没问题，这都正常，我们都理解。各地一般也不把农业数据当回事。

但是，请注意这个但是，根据刚公布的2015年南京统计公报的数据，2015年南京的第一产业增加值232亿，较2014年的224亿，还有3.5%的增幅呢。麻烦的是，它还同时公布了产量数据，我全部列举如下：粮食产量下跌0.6%；油料产量下跌5.6%；蔬菜下跌1.2%，猪牛羊禽肉下跌11.5%；禽蛋下跌4.3%；牛奶下跌2.1%，水产品下跌0.1%，唯一实现增长的是瓜果产量，增长了2.3%。8种农产品，7种萎缩，其中油料、肉类和禽蛋产量还出现了显著下降，你要问我这是怎么实现的农业增长，我还真没看明白。要知道2015年农产品价格基本上都是大幅下跌的，连持平的都不多。所以南京的老爷们还真是做戏做全套啊，一点数据空间都不放过啊。

至于接下来的工业数据，那就更是天昏地暗，混账到了极致。根据统计公报，2015年南京的工业增加值3395亿，增幅8%。现在既然我们是要强撸南京，那当然要仔细计量一下，它这个增幅到底是怎么算出来的。先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呵呵，顿时就大跌眼镜：总收入1.1万亿，较2014年下降5.3%。最关键的是，在收入下降的同时，南京的工业企业们没能摆脱酷吏的横征暴敛。2015年南京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缴纳的总税费为1580亿，较2014年大幅提高14.7%。收入显著下降，税负大幅上升，在这种情况下，竟然还能实现工业增加值的增长，南京的制造企业真有本事。我不得不对此表示佩服之意。

另外一个有意思的指标，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的亏损企业比例。2015年南京亏损工业企业502家，占全部2703家企业的18.6%，几乎就要接近两成了，这数据看起来就跟个经济崩塌了的东北城市似的。给一个横向对比：全国亏损工业企业4.9万家，占全国37.4万家企业的13.1%。南京这种东部中心级的省会城市，企业亏损面居然比全国还高出了5个百分点以上，成为拖后腿的角色，也不知道南京人民觉得自己丢人不丢人。

纵向上，南京2014年亏损企业490家，占全部2668家企业的18.4%。这么看起来，2015年的南京也不比2014年差多少，亏损面才提高0.2%而已，大致上都是处于萧条之中，每5家规模工业企业就有一家亏损，连续挨苦日子挨了两年。但是，要说工业产业竟然在2015年整体上取得了8%的增长，这就太搞笑了，简直是太不给亏损企业面子了。

回头再看各项工业产品的产量数据。呵呵呵呵，跟天津是同一个老师教出来的学生：钢材和汽油产量大增。其中钢材产量1404万吨，增产6.8%，汽油产量608万吨，增产19.1%。我真的很喜欢把这种数据拿给东北人看：让你没本事拿到财政补贴，所以东北普遍性的钢厂倒闭油厂关门，过剩产能被当成过街老鼠。

看看人家南京，看看人家天津，再看看人家重庆，钢材普遍大幅度增产！人家就补贴得起！人家就是有本事在你东北削减产能削减到老百姓都吃不起饭的时候，还得意洋洋的在年度工作总结里宣布自己又增加了多少炼钢炉！这就是差距！知道不？差距！至于其它各项产品，互有涨跌。汽车冰箱洗衣机产量下跌，计算机和显示器的产量增加，形成相互抵消的局面。

这也与我们前面的印象相符：2015年南京的制造业与2014大致持平，维持着持续性的萧条。事实上，全中国的东部城市莫不如此，都只不过是勉强维持而已。我们前面分析过的，苏州如此，天津如此，南京当然也不会例外。

所以，分析到现在，北上广深的民主小清新在痛骂北方的失业工人为啥不吃肉，并做人生导师状指点他们到东部二线城市找工作的时候，记得要加上三个括号：不含苏州、不含天津、不含南京。至于这个括号是不是要持续的加下去，就要看我接下来撸哪个东部城市了。基本上，撸到谁，谁就要被脱下裤子。

固定资产投资方面，总额5484亿，较2014年增幅仅0.4%，这算是基本持平。南京的固定投资额占GDP的比值一半都没有，其实算不上一个投资依赖型的城市。但是，请注意这个但是：2015年南京的工业投资额减少了3.7%，这意味着资金正从大面积亏损的工业中逃离出来。去了哪里呢？去了房地产。2015年南京的房地产开发投资暴增了27%！呵呵，在实业萧条之际，南京一下子就陷入到了房地产依赖之中。而纯粹的地产依赖，恰恰是所有经济发展模式中最下贱的一种，没有之一。

以上，就是南京，号称2015年GDP增长率9.3%的城市，东部的明星城市。这座城市是不是有啥前景，是不是值得各位赌上自己的青春和未来，陪这座城市慢慢变老，各位自行判断吧。

艰辛武汉

负能量看多了，换个正能量的城市来梳理一把吧：武汉！中部地区最耀眼的城市，光芒万丈，气壮河山。武汉是全中国范围内，唯一能够实现制造产业升级换代的城市，这种变化简直堪称是神迹。下面，请允许我用最庄重的笔调，来介绍武汉：这颗横跨长江的中部明珠城市。

2015年武汉的GDP为10905亿，较2014年的10069亿，名义增幅为8.3%，这种增幅当然显著超过了全国6.5%的平均增幅。当然，我们不能只盯着这个增幅数据来看，我们必须要明白，在武汉经济增长的背后，有着怎样的艰辛。

炼钢和纺织是武汉的传统优势产业，然而，这也是两个产能严重过剩的产业。按业内的说法，将国内的所有产能拦腰砍去一半，依然过剩。从2014年开始，武汉为了这两个传统产业的规模缩减问题费尽心血，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体现在数据上，2013年武汉的钢材产量达到1812万吨的峰值，布匹产量则达到11975万米的峰值，此后武汉政府动用铁腕治理，到2015年，钢材产量下降到1587万吨，降幅14%，布匹产量则下降到8412万米，降幅高达42%。

然而如果仅仅只是关厂封铺，禁止生产，不能寻找到新的产业来替代，那么武汉必将陷入经济萧条之中。幸运的是，武汉找到的新的替代产业：化学制药。2013年武汉市的化学药品产量1.28万吨，到2015年已经上升到1.67万吨，增幅30%。制药行业相对于矿业和布业，当然是前景无限，不用担心产能过剩的问题。

此外，光缆产量从2013年到2015年增长了47%，软饮料增长了11%，显示器增长了34%。这些高速增长的产业为武汉的下岗钢铁工人和失业纺织工人提供了足够的就业机会，保证了这个城市能继续稳步前进，不至于酿成下岗潮。

虽然武汉号称满城挖，到处都在施工，让不明真相的市民怨声载道，然而武汉并不是一个投资依赖型的城市。2015年武汉的固定资产投资额7725亿，相对于1.09万亿的GDP，占比仅71%。而我们早已知道的是：严重依赖投资的重庆的这一比值已经高达98%，并且，重庆的所谓经济发展，还是依赖于钢铁水泥和铝材这类垃圾产能的持续高速扩张呢。这么对比一看，武汉的经济数据真是令人印象深刻。

然而，全国661个城市，唯有武汉，能实现产业的升级换代。这种神迹一般的数据，此前我们没有看到过，在接下来的所有城市之中，同样也不可能再看到。最后，我希望各位可以重复阅读一次本章。

武汉，这座中国的希望之城，瑰丽大气，自成一格。它历经艰辛，结出了硕果，却没有收获应得的尊重。这一次，我希望，你们能给它掌声，一次迟到的掌声！

洛阳，离谱的洛阳

河南是一个极具话题性的省份。这里，是中原地区的正中，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它的每一寸土地都有历史，每一块砖瓦都有传承，每一个地名都有故事，每一句方言都有乡愁。这里是中华民族的根，也是全体国人的痛。它饱经战乱，历经坎坷。它遭遇过无数次的屠城之战和灭族之祸，然后涅槃重生。

这一次，我们要来分析河南的第二大城市，洛阳。从这个最典型的中原城市的兴衰起伏的规律之中，我们或许能看到这个民族的未来。

河南经济最重要的特征，就是群龙无首。不同于其他中西部省份，河南省会郑州在省内的经济地位并不突出。2015年河南全省的GDP规模3.7万亿，郑州7315亿，占比只不过为20%，远远低于一般中西部省会30-50%的比例。骨子里非常骄傲的河南人民具有浓重的本土情节，他们热爱自己居住的小城，他们对自己家乡的历史故事和名人如数家珍。南阳人吃着自己特产的桐鸭蛋，对炒个鸡蛋都要放大酱料的郑州人不屑一顾。而开封人和洛阳人，恨不得老死不相往来，每天都在计较自己到底是几朝古都，是不是要比对方多个一两朝。

这种高度分裂的局面，使得河南从未集中过资源来促进任何一种产业的发展。我们知道，哪怕是最简单的食品加工业，要做到精致的程度，也是需要集中资源的，也是需要巨额投入的。但是河南无法实现人财物的集中使用，河南省政府面对全省的一团散沙，束手无策，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一次又一次的产业发展机会从眼前白白溜走。

最近的一次是2010年左右，作为交通便利的人口大省，河南原本应该在广东迫于成本压力开始尝试产业转移的时候，从广东手里把整个电子代工行业抢过来，然而河南几乎无所作为，最终电子代工业竟然被交通不便的四川抢走了一大半，成都因此逐步成长为西部光芒耀眼的中心城市。正因为此，河南至今没有一样说得出口的支柱型产业。这真是一种巨大的悲哀。中国的核心腹地，交通四通八达，人口众多，劳动力资源充沛，却无法发展出哪怕一种稍微像样点的产业。而这些，就是我们理解洛阳的背景。

2015年洛阳GDP规模为3508亿，对比2014年的3284亿，名义增幅为6.8%，当然了，洛阳统计局也经过了一番所谓的平减系数调整，宣布经济增长率达到了9.2%。好吧，我们当然也不知道平减系数到底是怎么回事，就算它是9.2%好了。关键的是，即便作为省内第二大城市，洛阳依然是一个人口净流出的城市。

2014年底，洛阳户籍人口696万，但常住人口只有668万，有近30万的年轻的洛阳人，必须要离开这座他们深爱的城市，漂泊到北京、上海或是广州，去承受小清新的白眼和歧视，并在大家拿着河南人开玩笑的时候，尴尬的附和。如果洛阳经济能真实、持续的上升，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那么，这些乡土情结深厚的洛阳子弟，或许还有回归家乡的希望。然而，这美好的希望，能实现吗？

最关键的，当然是工业的发展情况。2015年洛阳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1386亿，对比2014年的1360亿，增幅仅为1.9%，几乎就相当于停滞，当然，洛阳统计局悍然宣布这一最为关键的数据增长率为9.7%，这个神奇的算法我们不去管它。另外再看洛阳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也是处于增长停滞状态，2015年工业利润总额209亿，相对于2014年的211亿，微降了1%。

与此同时，2015年洛阳的工业用电量下降了5.6%，刚好与工业增加值和利润增长停滞的数据相互印证，产业萧条的风险近在眼前，根本无从掩饰。将时间往前看，这种制造业的停滞，已经持续了好几年了。2014年洛阳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211亿，但是2013年可还是235亿的。2012年是200亿，但2011年也还是233亿呢。

这么一看过去，从2011年到2015年，整整5年过去了，洛阳的工业水平就没有过像样的增长，企业的利润规模竟然就是在扭秧歌，扭啊扭，扭啊扭，扭来扭去，到现在也还没超过2011年。就这么个状况，你要说洛阳能够为漂泊在外的游子提供新增就业岗位，估计洛阳城地底下千百年来为了中华民族的存亡而战死的英灵，都能气到爬起来揍你。

另外一组值得认真阅读的数据，就是洛阳的固定资产投资数据。2015年其固定资产投资额为3537亿，竟然超过了3508亿的GDP规模，比值达到了101%。作为河南省经济规模排名第二的城市，也只不过是一个投资依赖型的城市罢了，而且，如此庞大的投资规模，竟然也未能让洛阳的制造产业得到什么像样的发展，也只不过是一个停滞。

我们把时间往前追溯，看看洛阳的投资依赖源起于哪一年。2014年洛阳固定资产投资3026亿，对比当年度3284亿的GDP，比值为92%；2013年固投2639亿，GDP为3140，比值为84%；2012年固投2343亿，GDP为3001亿，比值78%；2009年固投1447，GDP为2075亿，比值70%。一直追溯到2008年，才算是终于追到了源头，当年度的固投1105亿，GDP为1919亿，比值为58%。

从2009年到2015年，洛阳，这个河南省内排名第二的城市，依靠越来越庞大的固定资产投资，竟然也只不过是维持着制造业长期停滞的局面。这事真是匪夷所思。要知道老蛮我虽然对同样高度依赖投资的重庆不屑一顾，但是重庆就算是拿着投资去发展钢铁水泥铝材这种过剩产能，人家重庆好歹也算实现了制造业增长，花了钱至少也能听到个响儿。你堂堂的洛阳城，九朝帝都，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根，2015年的固定资产投资额甚至都超过GDP了，你竟然还是个长期产业停滞，你说你还能不能更离谱一点？

好吧。这就是洛阳，中原城市群的典型代表。被妖魔化的河南人，就是在这么不知所谓的管理自己第二大城市，把自己的家乡往沟里带。我不知道这十年来河南的形象为何越来越负面，或许本文甚至能够给大家一个全新的鄙斥河南人的理由。然而，这个城市，这个省份，始终是我们的血脉之所系。洛阳能把庞大的投资折腾得无声无息，这代表的，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都能干出这种不靠谱的事。当我们痛斥河南的时候，我们痛斥的其实是我们自己。

在这里，我必须要提出一个最后的问题，这个问题，你们不需要回答，你们只需要思考就行了：既然你们不再愿意承认河南是中华文明之根，那么，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之根，又在哪里呢？

惨淡唐山

这是一座正在迅速衰败中的重工业城市，它的政府正在尝试转型，并用转型这个口号安抚它绝望的市民。然而它的尝试必然会失败。我用唐山政府的2015年度工作报告中的一段原话，作为本篇的开头：“坚持依法治税管费，加大综合治税力度，狠抓税源监控，大力清理历年陈欠税款；进一步强化信息治税，全面启动综合治税信息平台建设，促进涉税信息共享；加强重点税种征管，营业税（含改征增值税）同比增长12.6%，实现了应收尽收。”

一个政府，竟然以酷烈的征税手段而骄傲！我可以理解经济下行时期，负债累累的政府是多么的艰难，你可以在债务压力之下无奈的强化税收征缴，但是你绝不应该为此骄傲。任何一个新兴产业，看到向你全市人民自豪的宣布自己有多么的贪婪，都会避之唯恐不及。就唐山政府这种停留在农业时代的落后心态，怎么可能实现产业转型！

然而，即便是唐山这种无孔不入的征税手段，也没能实现唐山的财政收入增长。2015年唐山的财政总收入447亿（一般预算收入+政府基金性收入），较2014年的560亿，下跌幅度高达20%。如果不是向中央乞讨到了190亿的财政转移支付，唐山政府都得要破产。这真是一个巨大的讽刺。

作为政府，你越是疯狂的敛财，财富就会越快的逃离，你越不可能实现增收。我们这么一算的话，2015年唐山这个河北省经济规模排名第一的城市，对中央财政补贴的依赖程度，竟然高达42%。看看2014年，唐山拿到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额为164亿，相对于当年度560亿的总收入，对中央补贴的依赖程度只有29%。一年下来，比值足足提高了13%。这也就是唐山离着首都还算近，乱了不好收拾，所以中央财政再紧张也还会匀出来一些给唐山用着。万一哪天中央财政补贴不起了，那后果实在是难以预料。

当然，在财政收入显著下降的时候，唐山市政府必然要压缩开支，这方面的公开数据不多，我饶有兴致的翻查了唐山大部分政府部门的预决算数据，在这里给出两个很有意思的数字：公共安全投入，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维稳支出，2014年的支出为10.2亿，2015年下降到8.7亿。社会保障和就业投入，也就是失业群体免于饿死的指望，2014年的支出为7.5亿，到2015年下降到6.9亿。

这里面体现出的，恰恰是地方政府的利害取舍逻辑。至于社会保障，那当然也是爱保不保，你失业群体没饭吃了就去闹事去吧，我大政府是不兜底的。从这两组数据，我们或许可以猜想到，如果经济继续这么崩坏下去，穷得想要饭的地方政府一定是会对社会秩序崩坏的现实袖手旁观置之不理的。

至于产业经济数据，唐山2015年的GDP为6100亿，官方宣布的GDP可比增长率为5%。当然了，这个增长率我们同样不知道是怎么算出来的。因为2014年唐山的GDP还有6225亿呢，纯粹进行绝对值比较的话，2015年下滑了2%。

此外，2015年唐山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为2710亿，相对于2014年的3051亿，下滑了足足11%。消费数据也好看不到哪里去，2015年1-10月份，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收入下降了16%。这可真是非常可怕的数据。从制造业到服务业，全面萧条。

好吧，以上就是唐山。一个观念还停留在农业时代的政府，要带领一个重工业城市，实现产业升级。如果这都能成功，那将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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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10月26日，满载美国士兵的登陆舰群穿过水雷密布的海域，向北朝鲜东海岸城市元山港(Wonsan）急速行进。

一、“保家卫国”的弥天大谎

1950年6月25日，得到斯大林、毛泽东大力支持和援助的金日成，悍然入侵韩国，引发了冷战时期自由与极权两大阵营最大规模的一次战争，史称朝鲜战争或简称韩战（1950.6.25~1953.7.27），中共称之为“抗美援朝战争”，北韩叫“祖国解放战争”。

珍珠港事件，让美国深刻地领悟了一个浅显的道理：对邪恶的容忍就是一种纵容。金日成入侵韩国，等于是把粪便泼到自由世界的脸上，如果不受到严厉的惩罚，无疑是对苏联阵营扩张野心的鼓励，他们必然会得寸进尺，把小国变成一个个韩国，成为威胁自由世界的基地，最终导致世界大战。

6月26日，韩国遭受入侵的第2天，自由世界同仇敌忾，联合国安理会以13比1（苏联缺席，南斯拉夫投反对票）的票数通过议案，美、韩、英、法等17个国家组成联合国军（联军）。其中，人口仅数十万、全国兵力只有1个营的卢森堡派出1个排44人参战。7月1日，由440名美军官兵组成的史密斯特遣队被空运到釜山附近，成为美军与敌人交火的第一支地面部队。应美军所请，日本秘密出动46艘扫雷艇、1200名军人负担扫雷任务。此外，包括中华民国在内的数十个国家向韩国提供了各种形式的援助，连海地政府都捐赠了2千美元，让韩国人感念至今。

9月15日联军在仁川的登陆行动成为韩战的转捩点，被打得狼狈逃窜的北韩危在旦夕，不得不向斯大林紧急求援。10月1日，中共建政刚好1年，毛泽东接到了斯大林要求中共出兵的电报。中共为何出兵？出兵导致了怎样的结果？谁是韩战的胜利者？

60年过去了，中共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洗脑和愚弄，竟使得大多数国人至今仍然认为“抗美援朝”是一场“保家卫国”、支援北韩民众的正义之战，打败了世界头号军事强国美国，打出了国威、军威，增强了民族自豪感，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抗美援朝”本身就是谎言，中共与根据联合国84号决议成立的联合国军为敌，而不是美军，在停战协定上签字的克拉克将军是联合国军总司令；“保家卫国”更是无稽之谈。

中共现已无法否认北韩是侵略者的事实，转而采用“朝鲜战争爆发”这样的模糊表述，一口咬定美军（联军）将战火烧到鸭绿江边，严重威胁中国的安全，出兵具有“保家卫国”的正当性。中共撒下的这个弥天大谎，最应当戳穿，也最容易戳穿，却又偏偏没被完全戳穿。很多大陆学者资料掌握得不少，因为种种原因，对于这个谎言，不是人云亦云，就是顾左右而言他。

“保家卫国”的谎言不仅使中共出兵具有正当性，还可以克服部队的厌战情绪。1970年10月10日，毛泽东告诉金日成：“你如果不提'保家卫国'，他也不赞成啊。他说，只为了朝鲜人，不为中国人还行啊？所以我说，是为了保家卫国嘛，就是你要保家，你要卫国，要到那个地方去保、那个地方去卫。你不去支援朝鲜人民保卫朝鲜，还能保自己的家，卫自己的国？这样战士就理解了。”

众所周知，二战之后，为应对苏联的威胁，美国将战略重点始终放在欧洲，参加韩战的最低目标是捍卫韩国的自由，不受北韩的蹂躏，最高目标也不过就是解放北韩而已，压根就没考虑过假道北韩进攻中国。同情蒋介石、试图扩大战争规模以教训中共的联合国军司令麦克亚瑟将军，因与美国这一既定国策发生冲突而被解职。

中共关于韩战的书刊、影视汗牛充栋，极力渲染中国安全如何受到威胁，为表现志愿军的功绩、神武，以及联合国军的狼狈，无一例外地犯了一个自相矛盾的错误，如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李庆山《志愿军援朝纪实-第二次战役》：麦克亚瑟决定发动耶诞节攻势，“消灭最后一批残存的北朝鲜人民军，平定朝鲜半岛”，他飞临战场宣传这次攻势是“最后的攻势”，战争“在两星期内就会结束”，大家可以“回家过耶诞节”，以突出志愿军“迫敌退守三八线”的勇猛和戏剧性。

从中共自己的记录中便可看出，即便麦克亚瑟如此憎恨中共这个邪恶政权，在第一次战役与中共交火后，目标也只是“平定朝鲜半岛”、“打到鸭绿江，回去过耶诞节”（《彭德怀自述》），并无进攻中国的军事计划。

在美国1977年拍摄的《麦克亚瑟传》里，由于美国政府严禁越境轰炸中国境内目标，鸭绿江大桥只能炸毁北韩境内的那一部分，麦克亚瑟发出不无苦涩的感叹：“几十年的军旅生涯，我第一次命令只能把一座大桥炸一半，而且是必须从大桥中间的分界线开始炸毁一半！”这个情节生动地反应出一个嫉恶如仇的将军，与深谋远虑的文官政府之间的矛盾。

《彭德怀自述》关于毛泽东因为同情北韩才力排众议坚决出兵的回忆，被很多学者引用。不同情经历了14年抗战、3年内战、迫切需要休养生息的国人，而去同情一个狂妄自大的战争狂，毛泽东对金日成惺惺相惜：“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么说，心里也难过。”但是，毛泽东不是3岁毛孩子，一个视人命如草芥的暴君会因为他的那点同情心，与世界上最强大的美、英等国组成的联合国军为敌？毛的战友也不会同意。

10月3日，斯大林收到了毛泽东发出的“暂不出兵”、建议北韩上山打游击的电报；10月5日，苏共中央决定：为避免苏联直接与美国发生冲突，即使放弃北韩也在所不惜。世界大战、核大战可不是好玩的，何况美国还有使用原子弹的实战经验。但斯大林还想再做一次努力，看能不能把中共拖下水。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规定，双方的军事结盟主要针对日本。斯大林巧妙地利用中共畏惧日本和急于攻占台湾的心理，致电毛泽东，胡说出兵很可能迫使美国放弃台湾，如果中国被拖入战争，“苏联也将同时被拖入战争，因为同中国签有互助条约。这需要害怕吗？我认为不需要，因为我们在一起将比美国和英国更有力量。如果战争不可避免，那就让他现在就打”。斯大林甚至说，再往后拖几年日本军国主义就复活了，北韩将成为日、美的桥头堡。

“苏联也将同时被拖入战争”，给毛泽东吃了一颗定心丸。何况，即便中共出师不利，大不了退回国内，美国不可能置欧洲于不顾，倾其全力对中共发动大规模进攻。于是，接到斯大林电报的当天，没有后顾之忧的毛泽东彻底上了贼船，充当斯大林的帮凶，驱使上百万炮灰为金日成政权殉葬，以换取苏联的援助，赢来共产革命的高潮。

二、谁赢得了韩战

北韩在侵略战争初期势如破竹，令毛泽东很是瞧美军不起，曾在1950年8月9日的政府会议上嘲笑美军“战斗力太弱，不如德、日军队。美帝是不可怕的”。由于他的一意孤行，中共倾尽全国的人力、物力，在韩战中投下巨额赌注。战果如何？打出军威、国威没有？

1950年10月19日，以彭德怀为司令的中共军队秘密入朝，21日与联合国军发生遭遇战。初战告捷，似乎验证了毛泽东对美军的判断。毛泽东连发4封电报，逼得9兵团在缺乏御寒衣物的情况下仓促入朝参战，以致后来发生冻伤3万多人、冻死4千人的严重后果。

11月2日，长津湖战役打响，中共投入最精锐的9兵团的3个军12个师、15万人，狂妄、无知到了极点的毛泽东电令彭德怀等人，要求一次性歼灭美军几个师。在太平洋战争立下殊勋的美军王牌部队陆战1师被分割包围的消息，一度让美国国内产生巨大的恐慌；11月18日，毛再次致电彭德怀：“美国人是可以战胜的，美国军队比起蒋介石的某些能战的军队其战斗力还要差些――美英法对我毫无办法，悲观情绪笼罩各国，只要我军多打几个胜仗，歼灭几万敌军，整个国际局势就会改观。”

长津湖战役于12月24日结束，9兵团竭尽全力试图实现毛泽东“歼灭几万敌军”的要求。然而，双方在武器、通讯、制空权、后勤保障体系等方面的巨大差距，导致战役结果令人大跌眼镜：中共战斗伤亡、冻伤、冻死等损失合计高达6万多人，“三个军都因参加长津湖作战受到损失而失去了作战能力”。联合国军战斗伤亡6千多人，其中，陆战1师阵亡604人、伤重死亡114人、失踪192人，伤亡总数为4418人。

早在12月1日，9兵团就在向志愿军总部发的电报里检讨作战失利：“这次作战打得很不好，不仅未能全歼美陆战1师及第7师，反遭巨大减员，严重缩小战力。”

1951年1月26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否决了彭德怀要求部队后撤、休整的正确提议，命令“我军必须立即准备发起第四次战役，其目的是消灭二至三万美军和伪军及占领大田――安东一线以北的地区”。

准备不足的彭德怀被迫匆忙发动第四次战役。这次战役不仅蒙受巨大的人员、领土损失，而且错失了联合国提出的有利于中朝的停火条件。

发生在砥平里的战斗是第四次战役中最为关键的一仗。1951年2月13日晚，驻守在砥平里的美第8集团军第2师23团和1个法国营的4千人，面对中共军队数万人的狂攻，毫无惧色，整整打了一个通宵，法国营外籍军团的老兵甚至发动了反冲锋，显现出无与伦比的勇气；14日晚，中共在砥平里周围部署了近9万大军，有数万人再次发起惊涛骇浪般的狂攻，在付出惨重代价后，有几百人硬是突入了美军用坦克炮、榴弹炮、迫击炮、机枪、步枪构筑起的防御圈；15日，眼看砥平里就要失守，美骑兵1师微不足道的援军及时杀到，令损失巨大、心理已达极限的中共军队彻底崩溃。

陆战1师英勇、出色的战斗，让彭德怀根本无法从参加长津湖战役的12个师里抽调部队去加强对砥平里的进攻，极大地减轻了美第8集团军的防守压力。赢得砥平里的胜利，更是令联合国军士气大振，彻底扭转了战争态势。

1951年2月26日，美国《时代》周刊发表了喜出望外的社论：“陆战1师突破自诩不败的中国精锐军队的重围到达兴南，带着装备、伤员和俘虏起航前往釜山时，朝鲜战争就可以采取不同的样式了。长津湖作战的消息、照片和电影对决定美国的政策，比大辩论中的所有言论作用都大。美国人民和得到加强的第8集团军现在决心留在朝鲜！”

9万大军伤亡上万，居然还是奈何不了一个小小的砥平里！砥平里战斗是在中下级参战指挥员的坚决要求下停止的，这在中共战史上非常罕见。为了让后方的毛泽东不要再瞎指挥，彭德怀不得不亲自回北京说明军队的艰难处境，试图帮助毛泽东回到现实中来。但收效甚微，第四次战役4月21日刚结束，彭德怀22日便在毛的要求下马不停蹄地发起了第五次战役。5月26日，毛泽东在电报中要求彭德怀：“每次作战野心不要太大，只要求我军每一个军在一次作战中，歼灭美、英、土军一个整营，至多两个整营，也就够了。”

毛泽东的胃口小了，但一个营的美军也不是那么容易就能歼灭的。接替麦克亚瑟出任联合国军总司令的李奇微，利用中共军队补给困难，粮弹只能维持7天的弱点，充分发挥联合国军火力强大和机械化程度高的优势，致使中共在第五次战役中遭到参战以来最惨痛的失败，伤亡高达20万，1.7万人当了俘虏，被迫从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阶段。

中共对日军的畏惧由来已久，1940年10月30日的关家垴战斗，彭德怀指挥八路军3个旅2个团的2万多人，围歼日军冈崎大队的5百多人，血战两昼夜，伤亡数千，而日军仅伤亡2百多人。毛泽东终于开始明白，日军的王牌部队很多都是在太平洋战争中被美军消灭的，美军是一个比日军更为可怕的对手。在中朝的一致要求下，斯大林同意开始停战谈判。

战争是政治的最高手段，难以想象打不赢而仅靠谈判获利的情况。1951年1月联合国提出的谈判条件包括由美、英、苏、中四国代表讨论台湾问题和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遭到妄想把联军赶下大海的毛泽东的拒绝。现在，连续获胜的联军兵强马壮，不等美国开口，毛泽东自己都不好意思提什么台湾和联合国的代表权，7月5日提出的谈判条件主要是回到战前三八线和俘虏遣返问题。敬酒不吃的毛泽东吃了一大杯罚酒，可怜只可怜中共的那些炮灰，哪个不是爹妈生养的？

占据战争主动权的联军，当然不可能把吃进去的又吐出来，坚持要在目前的战线下停火，如果回到战前三八线，根本没得谈。谈判破裂，打了两个月，联军又把中、朝打回到谈判桌上，并被迫同意在目前的战线下停火。金日成偷鸡不成倒蚀一大把米，战后领土面积比战前大为缩水。金日成满以为这下可以达成停火协议，不料，不成问题的战俘遣返又成了大问题。

本来，联军想用11.2万名北韩战俘、2.08万名中共战俘换回被中朝方面俘虏的4417名美英籍战俘和7142名韩国战俘。然而，上万名中共战俘坚决不愿回到中共统治的大陆，为此不惜自杀、自残，这种“不自由，毋宁死”的决绝和发自内心的对中共独裁统治的愤恨，极大地震撼了自由世界。《纽约时报》等新闻媒体呼吁联军千万不要在战俘问题上向中共妥协。在舆论的压力下，考虑到强制遣返不仅有违自由、正义的原则，还会导致战场上的敌人不愿投降（反正要被遣返），联军改变了态度，1952年5月明确表示战俘自愿遣返的原则不可动摇，要打就奉陪到底。美国总统杜鲁门说：

“所谓共产主义是无视人类的尊严和人类自由的一种制度。我们决不能同意将那些渴望自由的人们强制地遣返到那样的制度之中去。”

战俘自愿遣返而不是俘虏全部（强制）遣返，意味着反共战俘可以选择前往民国（台湾）和韩国，一万四千多名中共战俘将用脚投票，表达对“新中国”的唾弃。“志愿军”战俘志愿投向台湾的怀抱，还有比这更辛辣的讽刺吗？气得发疯的毛泽东，断然拒绝金日成关于停战的哀求。与捍卫韩国的自由一样，为了让那些自愿离开共产党政权的战俘能够获得自由，联军不惜继续战斗下去，实在令人感佩。

1953年3月支持毛泽东的斯大林死后，苏共中央厌倦了旷日持久、耗费巨大、没有胜利希望的韩战，要求中共不要在战俘问题上继续拖延下去，毛泽东只能同意。7月27日，在北韩领土比战前整整少了2400多平方公里、战俘自愿遣返的情况下，停战协定签字。联合国军无可争议地赢得了韩战的胜利：军事上，达到了捍卫韩国的预期目的，还占领了原本属于北韩的2千多平方公里的土地；政治上，在停战谈判中掌握完全的主动，原则性要求全部得到满足。

1953年11月1日，《纽约时报》发表题为《红色滑铁卢》的文章：“共产党劝说战俘回国的努力持续得越久，板门店附近的'解释'帐篷区就越像是他们的滑铁卢。在这里他们正遭遇着最丢脸的失败。”

1954年1月，选择前往台湾的14235名反共战俘，向世人宣告中共战场之外又一次可耻的失败，“志愿军”的谎言大白于天下。他们在台湾的人生旅途，并非都是一帆风顺，有的也历经坎坷，但无论如何，比起那些回到大陆、在后来的历次政治运动中饱遭摧残的6千多名亲共战俘，简直是天壤之别。

三、中共参加韩战的恶果

作为共产阵营在韩战中的头号打手，中共给本国和他国民众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在受到国际社会唾弃和封锁的同时，坠入独裁统治、闭关锁国的深渊。

韩国国防部国防军事研究所（现军事编纂研究所）发行的《韩国战争受害统计集》显示，韩战致80多万韩国军民死亡，其他联合国军死亡57933人、受伤人数为481155人，其中美军54246人死亡。综合各种资料，估计中共、北韩的伤亡高达3百多万。

正是由于中共不惜血本地“抗美援朝”，金日成的独裁政权才得以保全。北韩民众至今生活在暗无天日的地狱（1990年代上百万人被饿死），全拜长眠异国他乡的“志愿军”所赐。那些抛尸异域的中共炮灰，与受到日本军国主义蒙蔽，要建设大东亚共荣圈、把亚洲人从白种人的统治下解救出来的日本鬼子，在本质上有何区别？

法家强调：“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即“杀豪俊，弱天下”。建立独裁统治必须削弱民众的力量，中共深得个中三昧。为统一认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谎言宣教迅速达到顶点，然后开始“名正言顺”地消灭“反革命分子”。中共军队1950年9月入朝，中共中央10月便发出《关于纠正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右倾偏向的指示》，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镇反运动。韩战大打，国内还不大杀？

中共就是要利用“抗美援朝”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毛泽东）进行大清洗、大镇压，以巩固独裁统治的基础。1951年毛泽东多次命令：“对匪首、惯匪、恶霸及确有证据的重要特务和会门头子，应当放手杀几批”，甚至要求按比例杀人：“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杀此数的一半，看情形再作决定”（《毛泽东致小平、漱石、子恢、剑英、仲勋同志并告一波、高岗同志电》）。

1951年5月23日，中共“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刘少奇作题为《党的宣传战线上的任务》的报告：“抗美援朝很有好处，使我们的很多事情都好办（如搞土改，订爱国公约，搞生产竞赛、镇反等）。因为抗美援朝的锣鼓响起来，响得很厉害，土改的锣鼓、镇反的锣鼓就不大听见了，就好搞了。如果没有抗美援朝的锣鼓响得那么厉害，那么土改（和镇反）的锣鼓就不得了了。这里打死一个地主，那里也打了一个，到处闹”，“很多事情不好办”。

事情好办的结果是：截止1954年1月，杀了71.2万、关了129万、管了120万，“但各地的镇反运动却没有完全停下来，直到1956年左右才陆续结束”。连续的大镇压、大肃反、大清洗，使得潜在的敢于跟中共政权作对的有号召力和组织力的民间精英、乡村豪强基本上被彻底消灭，致使大饥荒年代，4千万人被活活饿死也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反抗，这是中共创造的又一个人间奇迹！

消灭民间的“硬实力”之后，接下来就是收拾民间的“软实力”：知识份子。反右将数十万知识精英打入地狱，大饥荒、文革的惨剧得以在无声的中国上演。

四、韩战对亚洲和世界的影响

说到“志愿军”打出了军威、国威，真是让人欲哭无泪。且不说那些被中共愚弄、驱使的上百万“志愿军”炮灰死得冤枉、不值，战争过后，美国在军事上根本就没把你当回事。

1954年7月23日，韩战停火不到1年，中共军机击落英国国泰航空的一架客机，造成10死8伤。美军当即派出包括两艘航母在内的战斗群，直逼海南岛；26日，中共竟将两架战机送上门去，眼睁睁地看着它们被美军击落，以消除自由世界的“怒火”，并不得不刑罚、纪律处分击落英国客机的中共飞行员和官员，甚至被迫接受国际社会到监狱实地查看飞行员坐牢的情形。真是丢人现眼。

中共还向客机死难者家属赔礼道歉，赔偿国泰航空251,400英磅，赔偿英方367,000英磅。自己那两架被击落的战机向谁去喊冤？中共军委发布命令，取消空军先发制人的攻击权力，而只能采取被动的自卫反击。

1996年台海危机，试射导弹、喊杀喊打的中共，美军航母战斗群一到，立刻偃旗息鼓。且不说双方军事实力的差距比韩战时不知扩大了多少倍，众多中共权贵的亲属、财产都在欧美，这仗怎么打？

美国之外，更无外人害怕中共狗屁不值的军威、国威：

1962年10月，中印爆发边境战争，中共1个星期即攻占藏南和达旺地区，却突然下令全线停火，在没有任何谈判和协定的情况下，于12月1日单方面无条件撤军，印度将争议地区藏南和达旺纳入版图，开始大量移民，并于1987年正式成立“阿鲁纳恰尔邦”。

1979年，邓小平为树立权威、转移矛盾、支援红色高棉，在取得美国的默认后，发动了入侵越南的地面战争，引发了1980年代双方围绕法卡山、老山进行的旷日持久的边境战争。1999年12月30日，中共与越南签订《中越陆地边界条约》，“法卡山已经全部划归越南方面”。

韩战是二战之后，自由与极权的又一次激烈的较量，深刻地改变了亚洲和世界的格局。面对毛泽东、斯大林、金日成的威胁，自由世界集体安全意识和捍卫自由的勇气空前高涨：随着《泰美军事援助协定》（1950年10月17日）、《菲美共同防御条约》（1951年8月30日）、《韩美共同防御条约》（1953年10月1日）、《日美共同防御援助协定》（1954年3月8日）、《中（台）美共同防御条约》（1954年12月2日）的陆续签订，中共在亚洲哪里还敢轻举妄动。1954年9月8日，美、英、法、澳、新西兰、菲律宾、泰国、巴基斯坦八国签订了专门针对“共产党侵略”的《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

中共党军的威武只敢针对屁民。菲律宾、印尼等小国开炮开枪袭击中国渔船，打死打伤、抓扣、虐待中国渔民，索要大量赎金，早已是家常便饭。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汶莱或通过国内立法、或通过加强军备的方式强化对中国南海岛礁的抢占。满清被列强欺凌，但从未听说过让周边小国为所欲为。

2010年5月12日，某国军舰向我渔船开枪；5月12日至5月21日，中国渔民在遭到周边国家武装力量的疯狂驱赶和无理抓扣，3艘渔船、共28名渔民先后被无理抓扣（5月28日《广州日报》）。受了欺负，连哪个国家都不敢点名，这就是中共的军威、国威？

可以说，“抗美援朝”打出了一个有史以来最懦弱和无能的中国，一些眼屎大的国家公然蹲在中国头上拉屎，中共竟然也忍气吞声。一个核心利益就是维护独裁统治的政权，对外越是无能保护国土及国人的生命和财产的安全，对内就越是变态、凶残。

五、中朝关系

2010年6月8日，中共外交部罕见地证实了“朝鲜枪击中方越境人员造成3死1伤”的事件，向北韩进行严正交涉。早在2008年9月，韩国联合通讯社报导，中国渔船遭到疑似北韩巡逻艇船只的袭击。韩国国防部负责人表示：“对于非法捕捞后逃跑的中国渔船，朝鲜巡逻艇此前也曾发射过炮弹。”北韩军警的胡作非为（2002、2003年，中朝边境发生数十起北韩士兵越境抢劫、杀人的事件），以及日益猖獗的毒品走私，令中共备感头痛。

北韩将6月25日定为“反美斗争日”，几乎每年都要为此举行集会，愤怒谴责当年“美帝国主义及其南朝鲜傀儡政权挑起的战争”，并骄傲地宣称他们是“世界第一个打败美帝国主义的绝世英雄”。“这个场合一般不会提到中国，在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纪念日，朝鲜说中国说得多一些，但也要视当时中朝关系的大背景而定。”（人民网：朝鲜战争纪念日朝鲜不提中国重温打败美国历史）

所谓“中朝关系的大背景”，说来话长。在“鲜血凝结成的友谊”的背后，两个独裁政党、流氓政权之间的相互利用和较量从未平息。“抗美援朝”不仅打出了一个恶劣的周边环境，令中共成为助纣为虐的同义词，还打出了一个白眼狼。韩战之后，中共在延安培训的北韩干部（亲中派）要么逃亡，要么被金日成打成反革命分子。文革时期，金日成对毛泽东搞的个人崇拜嗤之以鼻，对大陆政局产生误判，下令捣毁志愿军烈士陵园，包括毛岸英墓碑在内的烈士碑被砸得粉碎，鼓吹“金日成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与中共隔着鸭绿江展开狗咬狗似的骂战。后来发现毛泽东在大陆的地位无可撼动，金日成又专程到北京致歉。

富有戏剧性的是，因美国没有放弃台湾，反倒与蒋介石签订《中美共同防御条约》，而斯大林死后，苏联对中共攻打台湾并不热心，备受愚弄的毛泽东，与苏联决裂已经只剩时间问题。1969年双方在珍宝岛大打出手，觉得毛泽东完全不可理喻的苏联，甚至想用核武器教训中国。美国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机会，坚决不同意苏联动用核武。中共面临苏联巨大的军事威胁，1970年代被迫改善与美国的关系。中美友好不仅孤立并最终拖垮了自由世界最大的威胁：苏联帝国，还促进、加快了中共不得不推动改革开放的进程。

北韩一旦获得自由，对中国境内数百万朝鲜族人和亿万国人形成的冲击力，恐怕只有“苏东波”堪与比拟。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能拖一天是一天。为了不伤及与美、日、韩等国的关系，中共对北韩施行“经济上多帮助，政治上少来往”的政策：不改革就等死，与美韩开战等于找死，要死要活，老金你自己看着办，休想再把大哥我拖下水。

中共的核心利益早已不是毛时代的“革命”，而是既得利益集团能够稳定地腐败下去。为了不成为国际上人神共愤的流氓政权，导致外向型经济的崩溃和社会的动荡，中共不得不小心翼翼地与北韩划清界线。而金正日的核心利益是更为邪恶的维持家族世袭统治，改革开放必然导致控制的松动和家族政治的瓦解，因此，与中共尿不到一个壶里。

时至今日，中共每年向北韩提供石油消费量的90%、粮食的45%、生活必需品的80%。中共拿国人的真金白银向金正日输血，主要还不是怕北韩政权崩溃后涌入大量难民，而是北韩民众获得自由的那一天，即为声讨中共罪行之日。这一天迟早会来，但千万别在我的任期里！

按理说，依靠中共的援助才得以苟延残喘的北韩，理应对中共感恩戴德，其实不然。中美建交、中韩建交对北韩的打击非常沉重。北韩对“修正主义”的中共的愤慨与依赖都同样强烈，有机会在核子试验、试射导弹、撕毁停战协定等问题上抽中共的耳光，那就绝不放过。北韩关于韩战的纪念日、教科书和纪念馆，突出的都是金日成和人民军的作用，最可爱的“志愿军”处于被遗忘、被边缘化的尴尬境地，成了最可怜的人。不过，相对于中共无限夸大自己在抗战中的功绩，北韩也只是小巫见大巫而已。

国人大可不必为北韩不知感恩而恼怒。为了能生活在政治极度黑暗、生活极端匮乏的环境中，而感谢志愿军那些炮灰？天下可有这样的书卖？在大陆论坛，只要有帖子论及北韩地狱般的图景，总会有无数的跟帖感谢美军飞行员，因为毛太子死于联合国军的空袭。网路民意对独夫民贼毛泽东和金氏世袭政权的痛恨，由此可见一斑。

2000年韩战爆发50周年纪念日，美国举行大规模的纪念活动，克林顿总统向所有参战的美军官兵以及36000名牺牲者和8100名失踪者致敬。2009年，奥巴马总统将7月27日指定为“韩国战争参战勇士停战日”，联邦政府所有机构当天都要降半旗致哀。美、韩都将拿出韩战题材的大片纪念为自由而战的勇士。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共近30年来对抗美援朝的宣传日趋冷淡。为给“抗美援朝”50周年献礼，央视耗费巨资拍摄的30集电视剧《抗美援朝》及八一厂拍摄的《北纬三八线》，到了60周年仍无法公映。名不正则言不顺，中共心有千千结：一方面，不想在911事件后激怒正在火头上的美国人；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保家卫国”这个最主要的出兵理由，完全就是建立在谎言之上。

不知道历史，就无法理解现在，更无以了解未来。独裁者总是想尽一切办法来歪曲、掩盖历史事实，相对地，自由世界也在通过影视、书刊和各种纪念活动，向遗忘和背叛宣战。

作为纪念朝鲜战争爆发60周年活动的一部分，韩国计划邀请上千名曾为韩国的自由而战的老兵访问韩国。2010年4月，韩战中荣获维多利亚十字勋章（英国政府颁发的最高等级军功章）的斯皮克曼和其他53名老兵接受了邀请。在被记者问及如何看待天安舰沉没事故时，斯皮克曼回答：“我会再次为这个国家而战。”

《黄花岗》201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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